環保執法又有新動作。日前，在2014年環保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通報了2013年全國總量減排的考核結果，頗受輿論關注的是，沈陽華潤熱電有限公司等19家公司將面臨總額高達4.1億元的罰單，這將是環保部當前開出的最大罰單。

　　就在同一天，北京市環保局13日通報，在6月的環境執法周期間，環保部門擬立案處罰環境違法單位114家，處罰金額約245萬元。對環境違法行為開罰單，是近年來環保部門執法的常見形式，作為環保執法的一個環節，它往往是環境犯罪案件處理的一種結果呈現。此次電視電話會議透露的另一項數據提到，2013年各級環保部門全年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環境犯罪案件706件，移送數量超過以往10年總和。罰單一次次刷新紀錄，并不能成為環保執法強度普遍提升的依據，但若結合環保犯罪案件數量的增加，則大致可以得出結論，即當前的環保執法強度在提升。

　　環境保護需要各方合力，其中作用最直接的當屬環保部門的執法行動。如果執法者能夠切實履行職責，在日常執法行動中保持足夠的剛性，起碼對于環境違法企業是一種震懾。遺憾的是，過去環保工作落實不到位，其中備受詬病之處就在于環保執法強度不足，受制于地方保護，許多排污行為得不到糾正，一些大型企業甚至要挾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對于環境保護向來也重視不足，經常以發展經濟為名縱容企業破壞環境。如此一來，環保部門被邊緣化，給民眾留下弱勢的印象。上周，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突擊檢查國家文物局食堂，被攔在門外，其間一名文物局工作人員對待檢查人員和記者態度蠻橫。環保執法的困境可由微見著。

　　隨著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近年來環保執法受到重視，環保部門從默默無聞演變為最受輿論關注的政府部門，呼吁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的新聞在各地出現。在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環保不力的批評，也讓環保部官員倍感壓力。民眾對環境狀況有著切身感受，批評自然有利于推動環保，不過，目前看來，各地環保部門的執法多以專項行動展開，看似效果顯著，實則難以持續。去年年底，遼寧省環保廳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霧霾罰單”，罰繳總計5420萬元，其中沈陽高達3460萬元。類似罰款備受質疑，如果對環保的呼吁只是換來偶爾的一張大罰單，如此環保執法能否換來好環境，結果恐怕難讓人滿意。

　　在強調環保執法的今天，各級環保部門權力日益凸顯，在賦予環保部門足夠權力的前提下，環保執法形式及強度亦應有所變化。環保部部長此次提到2013年環境犯罪案件是過去十年的總和，似表明環境執法正在走向常態化和規范化，今后的環保執法理應延續、強化這種模式，通過法律手段加強環境問責。除此之外，對于環保部門權力凸顯可能帶來的腐敗，也應有所警惕，防止權力變現繼而影響執法，這可能是加強環保執法之余的另一重大任務。

　　和其他事務不同的是，環保因與民眾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因此可以說，它是名符其實的“眾人之事”，這就意味著，民眾監督往往能推動環保執法。如何發揮民間在環保過程中的作用，自始至終受到各界的重視，除卻日常的監督，近年來公益訴訟也被寄予厚望。有關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一直是討論的焦點，多個版本的環保法修訂案先后就此有不同規定，大體看，拓寬公益訴訟主體資格是各方基本共識。此前的蘭州水污染事件，5位蘭州市民試圖向蘭州中院提起訴訟，卻被后者以“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5條”為由不予受理。為公益訴訟開閘將是新環保法的歷史使命，除此之外，部分地區還試圖設立環保公益維權基金，這些探索都為今后民眾參與環保提供了條件。

　　加強環保已成當前共識，今后環保執法將更普遍、更頻繁，要達到預期的環保效果，有必要探索出一種高效可持續的執法方式，而如何讓民眾參與進來，無疑將是中國環保事業另一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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