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通過它的宣傳攻勢，把極端主義武裝組織之亂包裝成是這一區域內部教派之爭，而非恐怖主義之禍。如何應對其宣傳戰，顯得十分迫切。

　　當今國際恐怖武裝組織中，除非洲“博科圣地”和“索馬利亞青年黨”之外，恐怕目前最受關注和“能量最大”的就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

　　ISIS與“基地”組織有血脈上的聯系，但絕不是“基地”組織或“塔利班”的拙劣翻版，它有跨國領土野心，這是“基地”組織所沒有的。“基地”組織安于某個政府的庇護，并展開某種意義上懦弱的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而ISIS有建國目標，手段更為血腥，更有破壞性。同時，它又是反政府武裝，在“阿拉伯之春”席卷阿拉伯國家之時，“反政府”這個詞本身就具有蠱惑人心的召引力。除此之外，它在教派沖突不斷的區域背景下有著宗教革命的深厚色彩，在已經建立起世俗政權并有政教分離的敘利亞和伊拉克，“光復”伊斯蘭國，被ISIS極端組織賦予了“圣戰”的意義。

　　這使得ISIS本身就具備極高的“自我宣傳”效應，它的策略與角色定位是充分地結合了中東這片淊入教派仇殺的土地。在一年前還默默無聞，但現在它幾乎占據了敘利亞東北部和一半伊拉克，連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也被ISIS輕松攻下。甚至，包括澳大利亞、印尼等國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正成批地自愿趕赴伊拉克參戰。

　　2003年美國的入侵，至今美國也沒有把伊拉克改造成西式民主國家，財政拮據下的奧巴馬推行“退出戰略”，惡化了伊拉克的局勢。ISIS作為替代力量，填補了伊拉克的權力真空，應是可以想象到的結局。這是一場跨境的內戰。

　　ISIS的滲透國際傳播戰，手段也高于一些極端恐怖組織。以巴西世界杯開賽以來為例，非洲的“博科圣地”，射殺觀看世界杯轉播的觀眾，稱為防止西方文化的入侵，因為西方文化是邪惡的。ISIS并不絕對的禁止追隨者觀看球賽，在得知梅西率領的阿根廷隊把伊朗隊淘汰出小組賽后，ISIS發出推特，邀請梅西加入圣戰，因為梅西打敗了支持什葉派馬利基政府的伊朗國家隊。這使得發生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這一場極端主義武裝組織之亂，容易包裝成是這一區域內部教派之爭，而非恐怖主義之禍。這樣一來，美國在出手救助岌岌可危的馬利基政府之時，也苦于尋找一個“適當的理由”。沒有與空襲相稱的“適當的理由”，美國國會不會批準奧巴馬采取自以為是的軍事行動。

　　國際傳媒大多注意到ISIS武裝如何制造大屠殺，國際傳媒越是渲染大屠殺，事實上越起到配合ISIS的宣傳效果。包括ISIS征未婚女性為其戰士的妻子這樣的新聞，無論真假，都算是在為“圣戰”分子作宣傳，因為越是對他們的負面宣傳，越被認為是以西方或外來文化為背景的對伊斯蘭主義的排斥，越使“圣戰”分子激起戰勝者的幻覺。洗腦是恐怖主義者對內宣傳的第一步，洗腦后的“圣戰”分子，其快樂就建立在敵人的痛苦上。從ISIS的坐大為禍上看，研究并應對新型恐怖主義武裝組織的宣傳攻勢，越顯得十分重要和急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