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四年，江蘇睢寧縣再次被輿論包圍。此次引爆輿論的，依舊是“信用”二字。該縣4年前推出大眾信用評級制度時，由于將鬧訪等行為納入信用評級，已被譏為“發放良民證”。但是之后，該新政并未被廢置，而是從高調推進，轉為低調執行。回顧這4年執行情況，這項關乎睢寧每個人的信用制度，卻鮮有人知道，而它竟然還要繼續執行。當地一名政府人士感嘆：“睢寧的政府版征信，在原點就有問題。”（7月2日《新京報》）
　　
　　一個人的誠信度如何，體現于他的社會交往活動，也只有第三方的評判才可能盡量客觀、中正。征信機構設立的初衷，是為銀行貸款服務，所以，需要獨立、客觀的第三方；國務院《征信業管理條例》第6條也規定，征信機構應當符合《公司法》規定的公司設立條件，還要經國務院征信業監管部門的批準；而由睢寧縣政府主導推出大眾信用評級制度，顯然主體不適格，涉及角色錯位。
　　
　　睢寧縣官員艾丹說，推行“政府版征信”的初衷，是因該縣曾經民風失信嚴重，意在“糾正民風、官風”。但在現代社會，政府得依法行政，進行社會管理；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并不能自居“父母官”的位置，視民眾為“子民”，帶上副“老花的道德眼鏡”，對民眾強分“賢愚不肖”，三六九等，進行區別對待，諸如“A為誠信、B為較誠信、C為誠信警示、D則是不誠信”，等等。
　　
　　由于在政府的社會管理過程中，民眾處于行政相對人的位置，可謂利害攸關，而公權力又有著天然的擴張傾向，由政府主導推行大眾信用評級，勢必會導致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譬如，對于“獲得信用加分可優先低保評選等款項”，就有學者質疑“低保是針對貧困人群的，信用加分跟貧困有何關系？”，那就涉嫌加設申報門檻了。又如，一個人因沒遵守交通規則被罰分，并不意味就會借貸不還；若是因此影響他其他社會活動的進行，那就屬于擴大個人責任，有違“一事不二罰”原則了。
　　
　　由于睢寧縣的“政府版征信”，逾出法治軌道，帶有強烈德治色彩，因而“二律背反”嚴重，實際執行也就必然令人無所適從；所謂根據信用等級高低設定的相關獎懲，自然也就流于凌空虛蹈，難以落實。譬如，當地有官員稱，執法部門發現有商戶售假，“只能依靠國家相關法律去執法，不能說你信用到了一定級別我就吊銷你的營業執照，這是違法的。”又如，當地一家銀行負責人稱，銀行批貸會查詢央行的個人信用記錄，“我們銀行有時也會去縣征信辦調取申請人的信用記錄，但很少以此為據。”
　　
　　睢寧縣的“政府版征信”，究其根本，是角色錯位、混亂，就如一個人穿著現代的西服，腦后卻拖出根清朝的辮子來；二是，涉嫌公權力侵犯私權利；三則，由于自身“二律背反”嚴重，導致凌空虛蹈，無實際可操作性而言；四是，從之初投入開發大眾信用評級系統的80萬元公帑，到四年間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都是不折不扣的行政資源的浪費。然而，令人詫異的是，這項逾出法治軌道的“新政”，在遭遇強烈輿論質疑后，竟又還悄悄潛行了四年，而且據睢寧縣征信辦稱：“對于個人信息，政府收集還會繼續”，——如此一意孤行，究竟要“拉倒車”到何時？又置民權、民意于何地？
　　
　　“政府版征信”？還是早點把“道德眼鏡”摘了吧！
　　
　　文/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