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吐槽科研經費制度：先逼良為娼再抓嫖

名為做課題實為圈錢：高校科研經費“黑洞”有多深？（CFP/圖）

這一話題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國的科研經費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但與之相對，則是中國科協的相關報告顯示，從全國來說，資金用于項目本身的比例僅40%。

　　《人民日報》曾將“挪用”的手段，歸為“貪、吞、套、騙、假”，虛列預算、用假發票套取資金，以勞務費、差旅費的名義騙取，在近十年來曝光的科研違規中，屢見不鮮。

　　隨著科技部長對科研經費管理“惡性問題”連說兩個“憤怒”，并表示“痛心”和“錯愕”時，無論政府還是公眾，都開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視中國的這群“墮落”的“高級知識分子”。

　　當肅殺的氣氛傳到高校，卻引發了教師們的反彈。

　　在東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學校專門向教師傳達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風聲很緊，提醒他們要嚴格遵守經費使用規定。話音剛落，老師們反而炸開了鍋，紛紛指責不是監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師道淪喪”，而是被逼無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辦主任向南方周末記者表達了他的憤慨，“現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為娼，再抓嫖，導致知識分子斯文掃地。”

　　“卡死”在紙面上

　　未來四年的研究行程，在一秒鐘之內被“未卜先知”。

　　第一次申請上國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記得，當時還沒來得及慶祝就發現，麻煩才剛剛開始。

　　與立項通知書一起來的，是一份《項目預算表》。

　　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確立了學術研究的“課題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級政府提供課題資金，高校教師申報的研究形式，這類課題被稱為縱向課題。此外，國內外各種組織機構、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委托的科技項目則為橫向課題。歷經二十年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經費管理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嚴格填寫項目預算表。

　　王亮說，為了保證不出紕漏，學校社科處專門組織新立項老師統一學習如何填寫。那個夏天，燥熱的會議室里，老師們先用鉛筆試填，再用鋼筆抄上去，汗漬濡濕了一個個的前胸后背。

　　一個填寫的訣竅是，要填得滿滿當當。在預算表上，經費被分割進“會議費、專家咨詢費、差旅費、國際交流費、設備費”等十一大類，老師們被告知，每一項最好都填上一點，“顯得你做得很規范，要是不預算上，就會覺得你沒有做事一樣”。

　　但王亮沒有經驗，不知如何下筆。按照要求，差旅費一欄必須填寫調研次數、人數、目的地和每次調研所需經費數額。這讓他犯了難，“我哪里知道未來四年，我要去哪里開會，去哪里調研，又和誰一起去？”

　　看他為難，派來指導的老師只好幫他寫上：“北京上海各2次2人，廣州1次2人，合計1.9萬。”

　　未來四年的行程，就在一秒鐘之內被“未卜先知”。他曾想只填一個總額，但被告知那樣不規范，不會被批準。

　　這一“合乎規范之舉”，在隨后的四年，卻成了埋伏在他身邊的定時炸彈，實際的出差地遠不止三個城市，差旅花銷大大增加，占到了總資助額的50%多，他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用其他類別的預算資金填補。2013年5月修訂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管理辦法》—“項目負責人必須嚴格按照批準的經費支出預算使用資助經費”，這是嚴重違規行為。

　　“我有什么辦法？”王亮只能慶幸自己沒被發現。

　　但被發現的明顯更多，在《國家社科基金年度報告2013》中，通報的預算違規現象，就包括多起“未經報批擅自調整經費預算”。

　　以前不是這樣的，王亮記得，1990年代時，課題預算不需要列舉每一項具體怎么使用。當然，“那時候的項目經費也不多，最多也就五千左右”。

　　“2006年以后開始變得嚴格。”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綜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軍民回憶道，這一年是中國科研體制建設的一個節點。

　　當年，一場震驚世界的科研騙局被曝光，中國學術界顏面全失—號稱中國第一塊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性能芯片，“漢芯”，被證實只是將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樣用砂紙磨掉，重新刻上“漢芯”標志。這一拙劣而異想天開的學術造假，在3年時間內卻沒有被發現，反而順利通過一系列的評審、鑒定，向國家各部門成功申報項目四十多次，累計騙取無償撥款突破1億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開表示，將認真吸取“漢芯”造假事件的教訓，從多方面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根治學術腐敗。

　　這年底，科技部發布了《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試行）》，與教育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協商，成立了國家科學道德與學風建設委員會。

　　2006年8月，財政部、科技部聯合出臺了《關于改進和加強中央財政科技經費管理若干意見》，其中明確提到“嚴格規定科研經費的開支范圍與開支標準”和“嚴禁違反規定自行調整預算和擠占挪用科研項目經費，嚴禁各項支出超出規定的開支范圍和開支標準，嚴禁層層轉撥科研項目經費和違反規定將科研任務外包”。

　　自此，經費管理規則被細化，強調實行事前預算評估、事中經費監督和財務檢查、事后財務驗收和審計的全程預算管理程序，嚴防科研腐敗。

　　科研經費就是從這時候起，逐漸被“卡死”的。

　　劉軍民說，這也是為了加強監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規定”。

　　但王亮則將這歸因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趨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學教授林婷經歷了同樣的困境，當預算中差旅費已經花完時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項規定”，必須嚴格按照預算執行，一點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參加課題相關的學術會議。

　　“科研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國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現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誰的砂料，這些都要過問。”王亮說，這種“紙面上的嚴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雙方的負擔。

　　“這是對老師的極其不信任。”對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釋。

　　“像防賊一樣”

　　猛然間，不適應的教師們發現自己由“師道君子”，變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這樣的疑似“不信任”還體現在報銷制度上。“課題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師采用“事后報銷”的方式，用發票憑證領取科研經費。相關的規定稱得上“事無巨細”。

　　不止一個學校規定出差必須住店，若無旅館發票則旅費不能報銷。還有學校要求出租車發票上須注明起止地名，否則也不能報銷。而在蘇州大學，新的規定則是汽車油費必須要有過路費的發票單才可以報銷。

　　類似的故事多有發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學請他去演講，對方安排了住宿，結果回來報銷機票時，被學校財務拒絕了。理由是沒有住宿的發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釋，也無果。

　　猛然間，不適應的教師們發現自己由“師道君子”，變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個高校教師感嘆，財務人員越來越像安檢機器，層層審查，處處“刁難”，報銷越來越困難。為了幾千塊錢，逼迫老師四處奔走，費盡思量，低聲下氣，斯文掃地。

　　在廣州讀博士的李元見證了這一幕，他參與了導師申報的國家級科研課題，去財務報銷時，總是難免挫敗，財務人員總能輕易找到問題：簽名不規范，貼票不規范，發票是連號的，票據是假的（這最讓人發懵）。一次，拿著3萬塊錢的票據只報銷了2萬。

　　已畢業的醫學博士王杰回憶起一次設備采購經歷至今覺得無奈，“前幾年學校建立了一個招標系統，超過4萬元的設備采購只能由校方經手”，這有效防止了教授從商家那里拿回扣，“不過這個過程太折騰人了，我記得當時我們實驗室要買一個二氧化碳培養箱和超低溫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賊一樣。”歷史學教授羅志田曾撰文痛批這一點，贏得了許多高校教師的贊同。

　　但吊詭的是，高校教師們也確實在用自己的方式“違法違規”，顯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國家規定，課題經費按年劃撥，每一年沒有用完的經費，需要收回，并影響到下一年的撥款額，這與對行政部門經費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門的“突擊花錢”，也就變成了老師們的“突擊報銷”。

　　李元記得，每到年底，學校財務部總是人滿為患，害怕錯過了報銷機會的老師們，揣著收集而來的各種發票，誓要將經費報銷得一分不剩。這些發票，可能來源于學生，可能來源于發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買的，后者真假莫辨。這已經催生了一個身處陰影中的市場，受訪的老師們提到，自己的郵箱總能收到那么幾封推銷發票的郵件。

　　王杰說自然基金項目極少出現錢不夠花的情況，“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會以預付款的形式把錢報下來，比方說有五萬用不完，就打五萬塊存到某公司去，這些錢留著以后慢慢用。”至于對這筆錢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師們自覺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錢報出來。”李元對此已經習以為常。

　　“你不把經費花完，人家會覺得你沒辦事。”王亮坦承，這其中，當然有著糊弄的成分。

　　但更讓老師們認同的原因，則是另一個，“主要因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無法開展下去。”

　　中山大學教授林可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你今年11月份讓我把錢報完，但是這個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辦，那只能把錢先報出來。這樣操作當然是違規的，但也沒有辦法。”

　　劉軍民承認，制度的缺陷，將老師普遍置于違法違規的危險中，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位中央級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也表示，如何平衡“嚴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討論，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怪圈。

高校科研項目（縱向）經費使用環節流程圖。 （曾子穎/圖）

　　套取勞務費的紅與黑

　　最終理智戰勝了道德，但每一次報銷買家具、洗衣機、冰箱的錢時，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另一個將老師由君子變成小人的，則是在科研中，是否應該認定教師的“勞動報酬”。

　　“我辛苦為人類創造知識時，人家財務人員告訴你，你不得從科研經費中提取報酬。”王亮說，這是最讓他生氣的。

　　中國的科研經費管理辦法規定，因為高校教師已經通過學校安排了相應的經費（包括工資和福利），因此不允許直接在項目中列支此類人員的人員性費用。

　　這一點，在相關管理人員的介紹中，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例如美國，拿滿全年12個月工資的高校教師也不允許從課題中獲得報酬。

　　“你看看人家美國教師的工資是多少，我們的是多少。”王亮對此不以為然，據《紐約時報》報道，在全球的大學教師薪酬排行中，中國的大學教師平均工資排名倒數第三，而剛開始工作的青年教師工資，甚至全球墊底。

　　“靠工資根本沒辦法生存。”留德回來的青年教師何渺對此感同身受，作為講師，他一個月只有5000塊的工資，但房租就要花去2200，在他回國的第二年，他的孩子出生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從課題經費中套取。

　　從德國回來時，何渺獲得了學校給予20萬安家費的承諾。但入校后，才被告知，這20萬如果以安家費的形式發放，要收取25%的稅，人事處工作人員建議可以選擇用橫向課題立項的方式避稅。他覺得這事兒“很擰巴”。最終理智戰勝了道德，但每一次報銷買家具、洗衣機、冰箱的錢時，又“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王亮采用了普遍為之的方法，他找到自己的學生，將課題經費以勞務收入的形式打到學生的賬戶，給學生一點提成后，再收歸己有。

　　人人喊打的套取行為在高校教師眼里，卻有著紅與黑的兩面。

　　一方面，他們看不起中飽私囊者，“系里前幾年從美國引進了一位教授，剛回國就申請到一個八千萬元的科研項目，以行內眼光看用不了這么多錢，也沒見出成果，教授們私底下都叫他李八千。”廣東一高校不愿具名的博士說。

　　但對于那些“為了推進科研工作采取的靈活性手段”，有受訪者表示，“要相信絕大部分科研人員還是自覺的，不會放開拿，拿多拿少，真的也只能靠自覺。”

　　對于高校教師的自覺，福建某重點高校青年教師章羽說，“不是管得嚴就能解決了，你看縱向經費管得這么嚴，也沒見人少拿，橫向經費管得那么松，也沒有多拿，這說明教師還是有自覺的，不是嚴不嚴的問題，而是不得不拿的問題。”

　　章羽補充說，“一方面是教師覺得沒有收到應有的報酬，另一方面是不靈活處理課題難以進行。”

　　“這個制度，就是讓人造假。”王亮說得有些痛心疾首，也有些無所謂。

　　逼良為娼？

　　“要考慮申請課題了，不然以后職稱評定怎么辦啊，你要接地氣兒。”

　　“如果不是為了職稱和考核，我根本不會申請課題。”王亮接著說。

　　這是當前中國高校教師普遍身處的現實，職業的上升通道，與能否申報上課題，以及課題的重要性，直接掛鉤。

　　所有教師，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要被卷進科研的洪流中。

　　以王亮所在的學校為例，若要升上教授，必須主持一項國家級的科研課題，或者能為學校拉到80萬以上的科研經費。

　　來到這所大學之前，他已經在另一所大學授課多年，他喜歡教學，對科研興趣乏乏，當了十一年的講師。但年歲漸長，毫無所成，他不得不正視原來的“消極”。當年一起讀博的同學畢業兩年后就評上了副教授，就是因為課題做得好。王亮決定要“有點上進心”—申請課題。

　　后來，他真的申請到了一項國家級社科課題，這并不容易，以2013年為例，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和青年項目共受理有效申報28678項，但最終只立項3826項。

　　“可能是我課題里有‘和諧’兩個字，那年正好撞上了。”

　　而他發現，申請到了國家級課題真的好處多多，即使教學或者發論文等其他方面做得很差，學校也不會追究。

　　事實上，由于申報成功的課題數量，將直接影響學校的科研排名，各大高校總是最積極要求教師進行申報。

　　每年，作為一所985高校，王亮所在的大學都會召開一次盛大的申報課題動員會，學校領導在臺上講話，說要辦研究型大學，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是衡量一個學校科研水平的標志，大家都要申報。在學期進行了三分之二的時候，會把每個學院爭取的科研經費、項目立項成果都張榜公布，進行排名，排名靠后的學院會受到校長點名批評。

　　留德回來的青年教師何渺，身處的學校只是一所普通的省屬高校，科研實力并不出眾，但越是這樣，學校領導越是希望能夠申請到課題，給學校帶來榮譽。

　　在任何場合，只要碰到領導，何渺就會被叮囑，“要考慮申請課題了，不然以后職稱評定怎么辦啊，你要接地氣兒”。

　　學校領導則在開會時不止一次發出豪言，對于有希望的申報題目，學校會做好“后續工作”，“該跑北京跑北京，該走專家走專家”。

　　當何渺首次聽聞“后續工作”的提法時，他覺得很奇怪，“就像學生去考試，你說考得怎么樣不重要，‘后續工作’才重要一樣。”

　　何渺覺得奇怪，但校領導則言出必行。今年，一個有希望申報國家自然基金的項目，校領導就真的去了北京，找評委、請托、游說，反而是課題的申報者，待在學校里無事可干。

　　2014年3月，何渺覺得自己不能這樣了，他也得在申報的道路上奮進，他聯系了自己在德國的導師，征得對方同意后，聯合申報，希望能借助老師的名氣，一舉拿下一個國家級的課題。

　　他將申請的表格翻譯成德文，發給老師。一個月后，老師卻回復要退出聯合申請，理由是填報這樣的表格讓他感到一種自上而下的審查，他不信任這種被對待的方式。“老師感到不舒服，覺得傷害了自尊。”

　　（因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王亮、王杰、林婷、李元、林可、章羽、何渺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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