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湖北廳官李海華在原定被帶走調查當天自殺，留遺書稱對不起組織，請求組織可以善待其家屬。1995年4月4日，北京市委原常委、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根據法律規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有論者認為，涉貪案件不應該以“主角”自殺自動終止，應對可能的涉案人員、窩案串案其他人員繼續調查。（8月18日《南方都市報》）
　　
　　我以為這是一個理性的認知。理性之處在于：首先，如果因被調查官員自殺而終止調查，那就留下諸多懸念，比如，是官員畏罪自殺，還是另有隱情；組織調查方式是否得當；是否給官員帶來了過度的壓力；背后有無逼其自殺的陰謀，都成了找不到答案的疑問，乃至走進“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泥潭。因此繼續調查，讓問題水落石出，讓真相大白天下，把“案件”辦成“鐵案”，既是對反腐工作的負責，也是對死者親屬的負責。
　　
　　其次，中止調查，可能讓“利益共同體”得到保護，讓那些饕餮民脂民膏和國家財富者逃脫懲處。這樣，不僅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害，還可能成為一個可資效仿的樣板：那些走投無路的貪官，很可能效法這種做法，犧牲個人，保護財產，為家庭留下巨額財富，以死的代價漂白罪惡的金錢。也許有人會說，貪官怎么會舍棄自己的生命？但這是毋需證明的命題，要不然，就不會出現畏罪自殺的現象。
　　
　　再次，因貪官自殺讓追責煙消云散，不符合民眾的意愿，不符合傳統的價值。老話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是說縱然一時躲掉報應，但由于其他無法擺脫的牽累，最后還是無法脫身，這和善惡有報一脈相承。如果“死了和尚死了廟”成了現實，那就讓“種瓜得瓜”無所依存，結果讓人們價值取向發生混亂。
　　
　　其實對自殺貪官繼續追責，內有黨紀政紀的要求，外有實際操作的案例。所謂不追究刑事責任，只是說刑事責任的主體已不存在，判一個死人徒刑毫無意義，但這和“蓋棺論定”并不矛盾。而一個干部蓋棺論定，就得有清晰地組織結論才是。尤其是自殺，沒有犯罪事實作支撐，憑什么說人家是“畏罪”自殺的啊？
　　
　　文/雷鐘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