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之現代化？關鍵是價值自覺。具體而言，在中國建立可持續的現代社會治理體系，須以儒家價值作為基礎。

　　政治須在特定價值框架中展開，否則就是野蠻的或毫無意義的;轉型政治所追求之政制、社會治理體系，須有其穩定而獲得普遍認可的價值基礎，否則就不可能獲得國民認可，難以穩定而長久地運轉。

　　那么在中國，這個同時框定政治、規范政制的價值，究竟是什么？本來，這不成其為問題。自西漢董仲舒推明孔子之術、漢武帝表彰六經以來，中國政治之根本法度就是崇經、尊儒。其具體制度，由士大夫立足經義，因應時代變化，廣泛運用各種知識，創制立法。歷代制度不斷變化，但“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中國之道常在常新。由此之故，歷代所立之制，能長期穩定運轉。

　　迄至晚清，士大夫依然立足經義，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只因種種內部、外部偶然因素，導致此常態變法轉型機制失靈。而有中國歷史之歧出，外來意識形態蜂擁而至，輪番登場，爭相按照自己的藍圖重新翻建中國。

　　毫無疑問，面對全新的技術、生產方式，面對急劇擴大的開放世界，與弱肉強食的國家關系，中國當然要變，引入現代生產技術與國家治理技術;中國也沒有理由拒絕外部的宗教、價值、觀念、思想、理論。中國文明自誕生起，就有兩項根本美德：好學、包容。中國因此成為這個世界上宗教、族群等方面多樣性最為突出的、最大的文明與政治共同體。

　　但在多樣性之中，有個發揮整合作用的內核;在高聳而敦厚的大廈之下，有個堅實而穩固的地基。這就是儒家價值。費孝通先生形容中華民族之格局為“多元一體”，“一體”就是儒家價值。沒有儒家價值之整合、支撐，中國文明與政治共同體必定解體，或不能形成良好秩序。

　　需要說明的是，“儒家價值”一詞不甚準確。孔子于中國古典文明陷入危機之時，刪述六經。六經是中國之經，而不只是儒家之經。六經記錄圣王之言、行、事、制，也就記錄了中國人最初走過的路。中國之道在六經中。任何人欲在中國設計、構建良好制度，舍此道之外，別無他路。

　　現代亦不例外。過去百多年，國人嘗試建立過各種現代制度，然而要么短命而消失，要么雖維持而不穩定。原因在于，精英缺乏道的自覺，一心服膺外人理念，試圖照搬他家制度。這種做法，在沒有文明歷史的小型邦國，尚且不能成功，遑論中國這樣具有深厚文明根底的超大文明與政治共同體。諸多制度看起來現代，實與國民價值格格不入，甚至敵對，自然難維系。后發國家現代政治失敗的根源，都在制度與價值的沖突。

　　今日全面改革欲成大功，精英首當轉變心態：吾輩所努力者，不是所謂的現代治理體系在中國，而是構建中國自己的現代治理體系，扎根于中國文明、體現中國之道、實現中國價值、反過來又由中國價值支撐之現代治理體系。它是現代的，但首先是中國的。

　　為此，必須從價值上、制度上恰當處理中西關系。正確的原則，無非是張之洞提出之“中體西用”。建立現代治理體系，當保持開放態度，廣泛學習、吸納、消化外部各種有效的價值、制度。但前提是立定我之主體，而這主體是由儒家守護之中國之道、中國價值支撐的。換言之，中國精英須以中國價值涵攝外人價值，以實現中國價值之新生轉進;以中國之道涵攝外人理論，以建立中國現代思想體系;基于這兩者，消化外人創設之制度，同時基于中國歷史經驗，大膽自我創制，或可構建健全而穩定之中國現代治理體系。(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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