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經濟新聞》報道，8月29日，山東省紀委監察廳發布了菏澤市副市長劉國生接受調查的通報。受此影響，某著名企業總裁取消了和菏澤簽訂投資協議的行程。

　　這當然是不正常的。循常理論，盡管該企業方面一直與劉國生展開洽談，但劉國生不是代表本人、本家庭，而是代表本市談。劉國生在洽談中的一切承諾必須恪守法紀，必須被地方政府、民意機關認可。如是，但凡雙方已經達成了投資意向，無論劉國生個人的榮辱沉浮，都不再影響到投資行為的實際展開。

　　除非，洽談中包含有濃重的個人因素。是否這個協議，暗中包括在稅費、勞動者權利、生態環境保護等各方面的重大讓步——逾越于法律法規原則、典章制度體系之外的讓步？

　　近些年來，這類事屢屢出現，公共風險巨大。由此，凸現出權力運行的不夠規范，弊端的起源顯然在于權力的邊界缺失。即法律法規、典章制度應該是剛性的，譬如勞動者權益、生態環境標準等等，必須是出于任何功利性目的也不能讓渡的。邊界既經確立，無論任何個人、群體做出個人或集體決定，竟決定要跨越邊界，這決定都會因踐踏了底線而不具有合法性。一經被發現，必然被定性為個人的瀆職犯罪，要被追究法律責任。

　　次者，縱然在邊界范圍之內，地方被賦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也必須更進一步地明確具體的自由裁量權究竟歸屬于政府、高級干部個人，還是歸屬于民意機關。譬如大面積土地的低價供應、大額度的稅費優待等，其裁量權就顯然是屬于地方民意機關的。那是必須在轄區內廣而告之，經廣泛討論、慎重表決后，才可以根據表決結果實施的。

　　如是，才有規矩可循，才可以成方圓，才可能保證公共利益的核心是民眾。反之，必然陷入亂局。資方視地方政府為“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敗家子，千方百計地討好之、賄賂之，以攛掇其“賣爺田”；地方政府視資方為個人的政績表、搖錢樹，肆無忌憚地回饋以減免稅費、逃避種種企業責任與義務的特權。由此，所謂“招商”便黑幕重重，不是拼良好的公共服務，而淪落為拼不同地方對于惡劣行為的包容度了。

　　這無疑更突出了明確權力邊界的重要性。權力關進籠子，目標已精確，愿執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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