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內兩次世界大戰的反思：不能忘卻的記憶

　　核心要點：

　　■ 中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也是帝國主義發動的不義戰爭中的覺醒者和奮起反抗者。正是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國際格局震蕩和殖民體系瓦解，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擺脫外侮、結束內亂的重要機會。

　　■ 帝國主義國家殖民擴張和相互爭霸所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深層原因。一戰是典型的帝國主義爭霸戰爭，二戰是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同人類文明的兇殘敵人法西斯進行的一場殊死搏斗。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為人類和平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高科技的發展、國際道義以及和平理念的普及等，都在制約大國之間相互動用戰爭手段的意愿和條件，世界性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中國既是亞洲穩定和發展的重要貢獻者，也是受益者。中國對亞洲保持和平和繁榮負有重要責任，不會讓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擾。隨著自身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也在不斷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和投入。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也過去了75年。百年滄海桑田，世界今非昔比。然而，人們對百年之內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難以忘卻，國際史學界圍繞一戰、二戰出版了多部重量級著作。講史離不開論今，聚焦歷史折射的是當代的疑慮：21世紀是否會發生新的戰爭？風險源自何方？

　　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權力的爭奪是自掘墳墓

　　20世紀留給人類最深刻的教訓是戰爭，尤其是帝國主義為爭奪世界權力而發動的戰爭；留給人類最值得珍視的價值是和平，是各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英勇斗爭贏得的和平。

　　回顧一戰歷史，不應忘記的是，這場戰爭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勢力范圍和殖民地而發生的利益沖突。德國在19世紀70年代實現統一后，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需要通過地理擴張去轉嫁。壟斷集團需要獲取新的原料產地、工業產品銷售市場和資本投放地，以實現利潤的持續增長。德皇威廉二世1888年登基后，就顯露出野心勃勃的軍國主義抱負，他推行具有強烈殖民擴張色彩的“世界政策”，進一步激起德國社會鼓動戰爭的情緒。面對已被歐洲幾大老牌帝國瓜分殆盡的世界，德國加緊擴充軍備，企圖通過戰爭改變格局。壟斷資本階層更是對奪取海外權益急不可耐。

　　一戰爆發前夕，德國已攫取了290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在新帝國中獲利最多。然而，當時大英帝國已擁有超過本土面積110倍、面積達3350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法國也占據了1060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國雖經濟、軍事實力已超越英、法，但殖民所獲卻小巫見大巫，對“殘湯剩羹”自然不滿足。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貪婪的本性敲打著戰爭的鼓點。

　　1914年6月28日，在巴爾干小城薩拉熱窩，奧匈帝國皇儲被塞爾維亞青年刺殺，由此點燃一戰戰火。這是第一次被稱為“世界大戰”的戰爭，雙方陣亡軍人達900萬，受傷人數可能有兩倍多。此外，還有大量平民傷亡，甚至有大批人死于饑餓和病疫。在歐洲許多小鎮都能看到紀念一戰亡者的石碑，上面刻著的冰冷名字記錄著無數家庭失去的兒子、丈夫或者是父親。這是歷史上人類第一次自己造成如此慘重的禍害。

　　戰爭的結局是發動者沒有估計到的。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帝國都走向崩潰，“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得以建立。英法等戰勝國雖對戰敗國進行了嚴厲制裁，但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均未對戰爭罪責和極端思想進行徹底清算，一戰后對政治疆界的劃分也埋下許多至今仍不時發酵的紛爭種子。戰敗后的德國沒有認輸，也不甘心接受《凡爾賽和約》的懲罰。不到1/4世紀后，當西方遭逢經濟大蕭條之際，脆弱的歐亞格局再次面臨挑戰。誠如法國元帥福煦看到《凡爾賽和約》時所說，“這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戰”。

　　1939年，納粹德國發動了聲稱要謀求“生存空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亞洲也早已點燃擴張和侵略的戰火。這場被描繪為“侵略者從灰燼中爬出來”的戰爭更加殘酷，死傷不計其數。而被侵略、占領的國家和人民則進行了更加英勇頑強的抵抗和反擊。二戰的結束使帝國主義國家構建的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歐洲列強喪失霸權地位，日本侵占亞洲國家和爭奪世界權力的野心也最終破滅。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反殖反帝斗爭風起云涌，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為謀求自身發展，開始聯合自強，不結盟運動蓬勃發展起來，為世界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奠定了重要基礎。

　　戰后的雅爾塔體制，實質上仍然是基于大國實力劃分勢力范圍。此后，美蘇為爭奪霸權展開激烈角逐，使世界陷入長達40余年的冷戰。雖然兩大集團力量的相對平衡維持了基本和平，但它們之間的競爭和對抗不斷引發沖突，使世界長期面臨戰爭的威脅。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走向終結，人類社會開始朝著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方向大步邁進。

　　中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也是帝國主義發動的不義戰爭中的覺醒者和奮起反抗者。正是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國際格局動蕩和殖民體系瓦解，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擺脫外侮、結束內亂的重要機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召開的1919年巴黎和會，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使位居戰勝國行列的中國蒙受如戰敗國般的屈辱，激起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強烈憤慨和對當政者投機、軟弱的強烈不滿。孜孜以求尋找救國之途的志士仁人對西方列強徹底丟掉了幻想。五四運動形成的反帝愛國熱潮，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思想大門，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航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日本軍國主義率先于1931年發起侵占中國東北的戰爭。中國人民獨立展開局部抗戰，揭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1937年七七事變，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爆發點。中國人民結成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國共合作，全國軍民浴血奮戰，戰勝了侵略者。經過抗日戰爭錘煉的中國共產黨，深深植根于廣大民眾之中，堅決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最終贏得解放戰爭勝利，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百年內發生的這兩場戰爭，給人類留下深刻的教訓和啟示。帝國主義國家殖民擴張和相互爭霸所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是兩次大戰爆發的深層原因。一戰是典型的帝國主義爭霸戰爭，新老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和世界霸權的矛盾不可調和。二戰是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同人類文明的兇殘敵人法西斯進行的一場殊死搏斗，在改變既有國際秩序、侵占他國、稱霸世界的共同目的支配下，德意日法西斯發動了二戰，一些大國推行的綏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同戰爭發動者的愿望恰恰相反，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的是：第一，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是人類和平事業的真正危險；第二，戰爭必然引起反抗，進而也會導致革命，侵略者發動戰爭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第三，用戰爭手段擴張領土、瓜分勢力范圍的時代走到了盡頭。百年的歷史值得我們深長思之：只有超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舊時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才是防止戰爭爆發的根本之道。

　　超越戰爭與革命的舊時代，建設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為人類和平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高科技的發展、國際道義以及和平理念的普及等，都在制約大國之間相互動用戰爭手段的意愿和條件，世界性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作出判斷，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此后出現的經濟全球化印證了他的敏銳眼光。中國不僅預見到時代的變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通過改革開放，成為吸納國際資金、技術和利用全球市場的領先發展中國家，開放的政策也讓國際資本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關系。中國的成功為全球持續增長提供了新動力，也為世界穩定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參與到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浪潮中，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顯著增強。

　　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再局限于發達國家，幾十億人口的發展中世界也充滿活力。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根據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數據，公元1000年至1820年全球經濟重心在東方，之后用了90多年時間轉向西方。在整個20世紀，全球經濟重心都處在美國主導的西方發達世界。但在進入21世紀頭10年的短短時間內，世界經濟重心向東方快速回移。這說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跟上了時代潮流，行進在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成為建設和平發展的新世紀的重要力量。

　　但時代轉換不像翻書頁一樣簡單，歷史逆流仍在一些地區涌動。冷戰后全球武裝沖突和戰爭數量雖有下降，但導致較多人員傷亡的地區沖突和一定規模的戰爭時有發生，21世紀走向和平的路途充滿曲折，和平時代的光明不時被強權的陰霾遮蔽。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后并未擺脫“贏者通吃”的霸權慣性思維。冷戰后許多涉及國際介入的國內沖突，都與西方輸出其政治模式有關。西方對全球化的希冀不僅在經濟層面，更企圖實現全球政治西方化。

　　尤其美國追求獨立主導世界事務，在全球范圍不斷強勢推進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動輒使用武力，甚至編造發動戰爭的“借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相繼陷入動蕩，形形色色的“革命”從中亞擴展到中東。新一輪地緣爭奪在各種政治辭藻的包裝下推進著。這一切都彰顯后冷戰政治沖擊波的印記。冷戰歷時40多年，理論上講，20多年前就終結了。但事實上，這個結束的過程至今未畫上句號，冷戰陰影并沒有完全消除。當前伊拉克面臨分裂的嚴峻局勢，最恰當地說明了在政治制度上強加于他國帶來的嚴重后果。

　　中國是新時代繁榮的貢獻者、和平的守護者

　　當中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的時候，將為世界帶來什么？中國向世界要什么？能為世界做什么？是否愿與各國一道去制約戰爭，守衛21世紀的和平？這些都是國際社會關心的重大問題，對中國也至關重要，需要以自身的行動去回答。

　　回顧百年之內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西方學界熱衷尋找新的戰爭風險源自何方，他們把焦點放在當今世界經濟最活躍、同時也出現許多矛盾的亞洲，試圖發現新的爭奪和沖突的引發點，中國不幸成為“躺槍者”。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西方學界長期持有的傳統的“國強必霸”邏輯：一個國家強盛起來后，必然尋求重新分割世界權力、取代現存強國地位，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擴張。因而他們尤其關注快速發展的中國。亞洲的強勁增長對美國有巨大的吸引力，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顯示出美國強化對亞洲掌控力的愿望。

　　亞洲這些年確實也不那么太平，主要是有個別周邊國家開始在海上領土爭議問題上采取挑釁言論和行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釣魚島爭議問題上，日本領導人沒有表現出妥善解決分歧的意愿，反而借此虛構中國對日本存在國家層面的威脅，恐嚇國內民眾、爭取美國支持，目的是實現突破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這種錯誤態度和危險傾向倒讓人回想起一戰后德國不服戰敗結果，重新動員起軍國主義的政治氣氛。二戰后亞洲受到冷戰氣氛的影響，對日本的戰爭罪責清算不徹底，導致日本國內至今仍存在嚴重的歷史認識問題，令人對其未來走向存疑。

　　在歷史問題上，中國堅持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的嚴肅立場，堅決反對任何否認侵略、制造矛盾的錯誤做法，不能允許個別人和個別國家不負責任的言行改變地區和平發展的大勢。無論域外力量如何解讀或者利用那些發生在中國周邊的個案，中國始終保持了戰略定力，一方面對挑釁予以嚴肅有力回應，絕不手軟，并有效把握住了矛盾的張力，另一方面堅持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大政方針毫不動搖。當今亞洲的主題仍然是各國人民要和平、謀發展、求合作，亞洲形勢的基本特點仍然是政治穩定、經濟持續發展，多數國家與中國一樣，都把重點放在持續發展和解決民生等方面。亞洲的大好局面來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國既是亞洲穩定和發展的重要貢獻者，也是受益者。中國對亞洲保持和平和繁榮負有重要責任，不會讓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擾。正如習近平主席今年8月在蒙古國國家大呼拉爾演講中，在談到亞洲國家如何和睦相處、共同發展時指出的，“要順應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堅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面向未來、合作共贏的原則，更多用東方智慧來解決問題、化解矛盾、促進和諧”。隨著自身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也在不斷增加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參與和投入。中國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提出與周鄰國家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些都更加貼近亞洲等國家的利益聚焦點。中國領導人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著眼于將兩國關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軌道。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構架，支持其保持包容性和協商性。同時，中國也在不斷增強自身保衛和平的軍事能力、應對以及處理矛盾和爭端的外交能力，在當今國際環境下，和平與安全仍需要實力來保障。

　　回顧5個世紀以來的國際關系史，人類還沒有整個世紀不陷入戰爭的經歷。要讓21世紀切實走出舊時代戰爭與沖突的怪圈，中國應發揮自己的作用、擔負起自己的責任，這對中國自身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必須也必然是21世紀繁榮的建設者和和平的守衛者。正如習近平主席今年7月在巴西議會演講中重申的，中國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愿意同各國一起維護人類良知和國際公理。

　　回顧一戰二戰給人類帶來的深刻教訓，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能夠在全球確立更加鮮明的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的共同立場，如何能夠在國與國之間樹立更加公正、公平和公道的交往原則，如何使國際法、國際準則和國際機制等公器切實為人類共同利益服務，這些都是新時代需要解決的大問題，也是中國為世界和平有所擔當的著力之處。中國需要盡快提高自身能力和國際意識，未來中國參與其中的新格局應是超越舊理念的，是多極的，應能尊重和包容各方利益，通過大國間和國際社會最廣泛的理解與合作來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應能更加有效約束大國間的矛盾和分歧，制約為私利動用武力和威脅使用武力的做法，應能團結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確保21世紀成為人類共同享有、共同建設的和平合作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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