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高校在捐贈資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既不專業(yè)又不公開，甚至從不向捐贈人和社會進行反饋，大大降低了捐贈人的熱情。

　　日前，擁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團和恒隆地產的陳啟宗、陳樂宗兄弟宣布，將通過家族基金“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3.5億美元，支持該校的公共衛(wèi)生學院。而今年7月份，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同樣向哈佛捐款9300萬元。近年來，我國一些大學相繼成立專門機構向社會籌集辦學資金，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加，但與國外名校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據(jù)統(tǒng)計，國內高校接受社會捐贈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五，而國外私立高校則近百分之五十，公立高校也遠高于百分之五。一方面是中國富豪捐款熱衷于選擇世界名校，另一方面，我國內地高校難得善款“青睞”。

　　對于捐贈人來說，捐贈收益無疑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社會捐贈的數(shù)額與學校的聲譽和辦學實力成正比，世界名校的科研水平、師資力量等帶來的高水平教育更有利于人才成長，其獲得社會捐贈的機會和數(shù)額也就更多，這也是捐贈人對收益最大化的考量因素。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校對捐贈資金的管理方式。美國高校大多成立了專門管理捐贈基金的組織機構，且以獨立企業(yè)的形式運作，高度市場化和專業(yè)化。這些機構會長期對捐贈人進行反饋，接納、管理、使用、公開等捐贈基金的運營都有專業(yè)人員負責。此外，為動員校友們的積極性，美國大學一般都設有校友會及從校友中遴選產生的監(jiān)察委員會，“巡視”和監(jiān)督學校發(fā)展。對大額捐款，還會給予冠名權等榮譽。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國內高校在捐贈資金的使用和管理方面既不專業(yè)又不公開，甚至從不向捐贈人和社會進行反饋，大大降低了捐贈人的熱情。

　　社會捐贈的意義不只是錢，更是高校開放程度的反映。目前，我國大部分院校都成立了校友會，還有一部分成立了基金會，有意識地開展社會募捐活動。以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為例，其利用社會捐贈每年在學校設立的各類獎助學金及研究基金等已經(jīng)有100多項。但正如前面所言，長久以來的政府投入為主，使得大多數(shù)高校更重視如何從國家財政上爭取更多資金，對社會捐贈不夠重視，缺乏專業(yè)的組織、人員乃至相關規(guī)劃。除此之外，我國對高校捐贈尚缺乏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支持，《公益事業(yè)捐贈法》中雖然制定了免稅制度，但條件相對苛刻，且對高等教育的捐贈沒有相關的具體規(guī)定。而鑒于當前國內高校收到社會捐贈的概率相對較小，因此，不論是國家制度層面的法律法規(guī)還是高校自身，都缺乏針對性強的法規(guī)制度來約束捐贈資金的管理使用等，使得社會對高校捐贈的信任度較低。

　　對此，國內高校應主動打破相對封閉的狀況，更加關注政府與社會力量的協(xié)調和平衡，主動了解社會的需求，與其他社會力量建立相對平等的關系，形成真正包容的姿態(tài)。只有透明、專業(yè)和高效的機制，才能贏得社會捐贈的“青睞”。（許云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