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國協助中國追贓可分享贓款 最高可拿8成

　　程慕陽被紅色通緝令通緝。

　　9月27日，中國警方在泰國執法部門配合下抓獲經濟犯罪嫌疑人龐某，并將其從曼谷押解回北京。

　　自今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集中開展為期半年的“獵狐2014”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以來，已從40余個國家和地區緝捕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180名。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黃風向新京報記者表示，目前，中國經濟犯罪嫌疑人外逃的目的地主要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中國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種方式，最主要的是引渡，此外還有引渡的三種替代手段：遣返、異地追訴、勸返。這四種方式也決定了我國和國外合作的方式。

　　中國在與其他國家合作進行海外追逃追贓時，取得了哪些成就，還存在哪些問題？歐美國家跨國追逃時，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引渡易受政治影響

　　引渡是海外追逃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截至今年7月底，中國已與38個國家締結雙邊引渡條約，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不過，國際引渡合作面臨很多限制。

　　在與我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引渡是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

　　1993年，中國與泰國簽署引渡條約，這是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項雙邊引渡條約。截至今年7月底，中國已與38個國家締結雙邊引渡條約，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

　　引渡條約能為境外追逃提供渠道保障。2009年，涉案金額近1億元的特大金融詐騙案件主犯之一沈磊被成功引渡回國。沈磊畏罪潛逃后，中國警方隨即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布紅色通緝令。

　　2009年6月19日，阿爾巴尼亞警方在該國機場將沈磊截獲。因為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簽署有引渡條約，中方隨即正式向阿提出引渡請求。經阿法院判決并完成全部司法程序，阿司法部決定將沈磊從阿爾巴尼亞引渡回中國。10月15日，中國警方將其押解回國。

　　在沒有引渡條約時，“我們可以援引多邊公約來開展引渡合作。”黃風介紹，比如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雙邊引渡條約尚未生效，和加拿大之間沒有引渡條約，但三個國家都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成員，“這些公約里面也有引渡條款，中國可以援引國際公約的引渡條款開展合作。”

　　國際引渡合作，面臨很多限制，比如政治犯罪例外原則，死刑不引渡原則等等。而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和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締結引渡條約，這是有難度的。”黃風說到，美國目前和100多個國家簽署有引渡條約，但即便如此，也無法做到和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簽署。

　　專家稱，引渡、遣返、異地追訴等形式，其處理時間長、手續繁瑣，而且面臨很多限制；相比之下，勸返則更加高效。

　　由于在引渡經濟犯罪嫌疑人時，往往面臨政治、司法等障礙，就產生了一些替代措施，主要有遣返、異地追訴等。

　　遣返通常是以違反移民法規為由，將經濟犯罪嫌疑人作為非法移民遣返回國。

　　2008年8月，詐騙兩單位養老保險金2425萬元的鄧心志被遣返回中國，成為加拿大成功遣返的首個中國外逃經濟犯罪嫌犯。2011年7月，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賴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國。

　　“中美沒有引渡條約，所以美國從中國追逃也主要是通過遣返非法移民的方式。”黃風介紹，“我們也向美國遣返一些罪犯，這些罪犯都是由公安機關作為非法入境或者非法居留者來遣返的。”

　　異地追訴是引渡的另一種替代手段，由中國主管機關向逃犯躲藏地國家的司法機關提供該逃犯觸犯該外國法律的犯罪證據，由該外國司法機關依據本國法律對其實行緝捕和追訴。中國銀行開平支行特大貪污案逃犯的追逃過程中，異地追訴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勸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引渡替代手段，是說服外逃人員自愿回國投案。

　　2007年8月，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做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胡星無期徒刑。胡星受賄金額高達4000多萬，案發后外逃，卻沒有被判處死刑，這主要是因為，法庭認定胡星具有自首情節并有悔罪表現，依法應當從輕處罰。

　　胡星的自首情節，是因為其在外逃過程中接受了我國辦案人員的勸返。胡星案發后潛逃新加坡。2007年2月17日，云南省公安機關專案組趕赴新加坡開展工作，在胡星居住的酒店咖啡廳與胡進行了面對面的交談，說服其回國投案。最終胡星接受了專案組人員的勸說，自愿回國接受審判。

　　黃風說，引渡、遣返、異地追訴等形式，其處理時間長、手續繁瑣，而且也面臨限制。相比之下，勸返則更加高效，也將主動權握在了我們自己的手里。

　　在黃風看來，“勸返”有一舉三得的效果。對于辦理案件的司法機關來說，勸返成功就意味著追逃目的已經實現；對于逃犯躲藏地國家來說，外國逃犯自愿回國接受審判，既有利于節省為開展國際合作或者國內法律程序而需花費的資源，又有利于本國的秩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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