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逃亡17年沒自首的勇氣 早有服法的準備

　　外套逃犯

　　逃亡十七年：我沒有自首的勇氣，但早有服法的準備

　　當踏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陌生土地，張宏（化名）只是單純地希望盡快用所攜資金辦理一個新的身份，再前往第三國“暫避風頭”。他沒有想到的是，“新身份”的獲取何其艱難，第三國沒去成，反而在印度尼西亞待了十七年。

　　在異國他鄉(xiāng)，張宏是別人眼中和善的印尼華僑，是一名專事游客接待的導游。而在中國上海，警方從沒忘記他是公安機關備案在列的境外逃犯。

　　今年，中國公安部開展“獵狐2014”專項行動，上海警方全力追緝，從14個國家和地區(qū)抓獲22名境外逃犯，張宏也就此落網。歷時十七年，張宏成了上海警方此次行動捕獲的逃亡年限最長的“狐貍”。

　　在上海市看守所，人民網記者隔著鐵柵欄見到了羈押著的張宏。盡管他用上海話強調“我是標標準準的上海人”，但他的口音卻像個“印尼華僑”。盡管他穿著囚服帶著手銬，但整個人卻顯得非常精神，他說，“我沒有自首的勇氣，但我早有了服法的準備”。

　　“從魔鬼那里拿來的錢，花在了魔鬼身上”

　　時鐘撥回17年前的1997年8月1日，當年30歲的張宏冒充銀行經理，伙同他人以“手拉手”存款短期內即可支付高額息差為名，用一張偽造的“企業(yè)存款證實書”將上海某事業(yè)單位的一張面額為1000萬元人民幣的銀行本票騙走，并實施轉賬、提現等行為，造成被害單位巨額財產損失。直到12天后上海警方接報此案，張宏已輾轉潛逃南京、重慶、成都、廣州、北海等地，并在當年10月4日，從海口機場出境，轉機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

　　“跑出來只是想暫避風頭，因為當初辦任何一個國家的簽證都不容易，新馬泰離中國太近不敢去，能拿到印尼的算不錯了。”

　　就這樣，張宏一起來到雅加達的還有六七十萬元贓款，在1997年，這是筆巨款。可誰曾想，這筆錢在12個月里就被花完殆盡。張宏這樣解釋，“easy get easy go，來得快，去得也快。不應該是你的，去得也會很快。用一句印尼的話來講：從魔鬼那邊拿來的錢，花在了魔鬼身上。”

　　來到印尼的張宏本想在當地買一個“靈活”的新身份，好方便自己去到第三國，所以多次去印尼黑市試圖花錢“漂白”自己：“第一次花1萬7千美金，當中還包括到香港來回機票。后來才發(fā)現，買了的證件都是假的，有關部門根本不認可。來來回回4、5次，把帶去的錢都花得差不多了。”

　　因為“要想的事太多”，初逃海外的張宏背負著沉重的生存壓力，“那時候，我每個月有20多天睡不著，失眠。”

　　滯留雅加達不到一年，印尼“九八排華”暴亂發(fā)生，“遇上九八排華暴亂，冤枉錢花了很多。我住的公寓房每3天要花5000，請軍警保衛(wèi)，這樣的情況持續(xù)了2個禮拜。”排華暴亂結束已是6月初，“到了七月底時，買一張船票都沒錢了，只能找人借錢。”

　　“每一根草都有活下去的幻想”

　　“地球上每一根草，在碰到石頭時，都會找一個縫生長出去，何況我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總是想能夠活下去的幻想。”

　　想要“活下去”的張宏，就這樣開始了在印尼的漂泊，“離開雅加達后，我去了蘇門答臘島，在棉蘭待了很久，在附近的棕櫚園區(qū)采棕櫚籽、施肥、巡邏，還在棉蘭郊外海邊養(yǎng)殖石斑魚、草蝦。2000年，我回到雅加達，到離雅加達7小時車程的一個小鎮(zhèn)山區(qū)種茶葉。后來還去過爪哇島幫朋友找木材、找藤條，去過蘇達曼丹島找礦石、找煤炭。印尼90%的地方我都去過，待的最長的就是雅加達和巴厘島。一言難盡……”

　　在棉蘭的山區(qū)茶場，張宏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沒說一句中文，但卻學會了印度尼西亞當地語言，“我是在山里做工時學會當地語言的，都是接觸原住民，是一個學語言的好環(huán)境。”

　　盡管生活困難，但張宏自稱自己沒有影響很多，“用自己掙的錢買咖啡，花自己掙的錢，其實很安心。”

　　除了這樣的心理安慰，張宏也有自己的生存技巧，“可能我臉皮比較厚，我沒東西吃了會跑到隔壁村莊，就算一點都不認識的人，我也會說，‘請你給我一杯咖啡喝喝，我有錢會還你十倍’。人家就給我了，等我賺到一點小錢后，我也會還給人家十倍。人有命，上帝看到，你想要的一定會發(fā)生。對你自己承諾要兌現，借一還十，下一次人家會借你更多。”

　　張宏說，“我想過一輩子在印尼生活，每次到這種時候，我就給自己定了一個自私的念頭，就是60歲一定要回到自己家。因為60歲，人的各種私欲、七情六欲也沒有了，那個時候，來坐坐監(jiān)牢也是對自己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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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地為上海自豪”

　　在印尼待久了，張宏成了“印尼通”，他知道哪里產的木材最好、哪里出的藤條有名、哪里的海域最適合潛水，他也終于發(fā)現自己最擅長的是中文，“那邊華僑的普通話不能跟我比的。”因為機緣巧合，有朋友推薦張宏去旅行社當導游。

　　“我是2000年開始接觸導游職業(yè)的，但旅游也有淡旺季，自己也想做其他事，所以剛開始的導游工作其實是斷斷續(xù)續(xù)的。剛開始主要接待香港、臺灣、馬來西亞的游客為主，最近十年接待大陸游客較多。”

　　2001年，美國發(fā)生“9.11”暴恐事件，印尼旅游業(yè)一片蕭條，7、8個月之后慢慢恢復。但是，2002年10月，巴厘島又遭遇汽車炸彈襲擊，當地旅游業(yè)再遭重創(chuàng)。直到2003年，旅游產業(yè)逐漸恢復，張宏的導游職業(yè)開始固定下來，自己的生活也得以改善。

　　最近10年來，張宏接待的大陸團逐漸增加，時不時就會碰到上海的游客，但出于安全考慮，始終對自己的滬語口音刻意回避。“我聽見上海話很親切的，有時候到下一個景點會主動買零食水果分給他們，理由不講的，就說，‘大家一起來享受享受’。”

　　導游，是個用嘴巴與人打交道的職業(yè)，能讓常帶大陸團的張宏盡情說中文。“如果導游對國內行情了解一點，一般游客是不會反感的。我有時候會跟大陸游客聊聊國內股市、聊聊國內領導人。他們也不會關心我的真實身份，玩還來不及呢。” “我本來以為時隔多年，自己的案子過去了。不然也不會做導游，做這種和國內有密切接觸的工作。”張宏說，“印尼有很多中文電視，我一直關注上海的飛速發(fā)展，很欣慰，莫名其妙的自豪。其實，這又不是我建設的。”

　　“心里頭的責任關過不了”

　　導游職業(yè)的發(fā)展，讓張宏的海外生活走上正軌。他不僅結識新的朋友，甚至在印尼重新成家，娶了一位印尼華僑為妻，有兩個養(yǎng)女，還養(yǎng)了3條狗。當然，張宏對自己的逃犯身份守口如瓶，直到被警方抓獲，印尼的妻子還蒙在鼓里。

　　“印尼是回教國家，負責任的男人可以娶4、5個太太。”離開中國時，張宏在上海有妻有女，但在自己外逃與國內失聯期間，上海的妻子已與他解除了法律上的婚姻關系，“在法律上，她已經是我的前妻。”

　　隨著時間推移，張宏和國內朋友、家人的聯系也緊密了許多，近些年更是經常用微信與前妻和女兒聯系，“大概在女兒讀初中期間，我曾建議妻子再嫁人，不能一錯再錯，耽誤了她。但是她并沒有直接回應，之后也再沒有談起此事。”自始自終，前妻是否再婚，張宏并不清楚，“但我內心依然是希望妻子再找個好人家嫁了。”

　　張宏和女兒之間關系更是微妙。逃亡時，張宏的女兒還在上小學。“我從來沒有告訴女兒自己的真實情況，只是說出差在外”，他認為女兒比自己聰明，“知道什么該問什么不該問”。如今，初長成人的女兒在國外讀大學，因為時差原因，他和女兒大概兩三個星期聯系一次，“她今年就畢業(yè)了。我會問她談第幾個男朋友了。但是，我現在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讀什么專業(yè)。”

　　“大概5、6年前，我也有想過被抓那一幕的出現，但沒有足夠勇氣回來自首，一直拖著。每每看到周邊朋友有家庭，對家人有交代，自己心里就很不舒服。”張宏說，逃亡多年，自己心里的“責任關”還是過不了。

　　“今年9月18日，我知道這步棋下完了”

　　逃亡期間，原本信佛的張宏，開始改信基督教，也開始相信“命中注定”。

　　“我養(yǎng)了3條狗，如果相信命運的話，每一條狗的過世，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征兆。去年8月，我的最后一條狗死了，果然之后開始有中國警方查到我，之后我便沒有再回家住了。” 在印尼，因為身份問題，張宏被當地警察問詢的情況時有發(fā)生，但只要口袋里有錢，他的心里總是保持樂觀。“在印尼碰到警察我不害怕，有移民廳的人來找我，我會花錢打點，費用不高，沒有定數。最多的一次是給了他們一塊勞力士表，最便宜一次只花了大概10元人民幣，請他們喝茶，他們便不會為難我了。”

　　不過，面對中國警方的境外追逃，張宏便失去了“打點”的出路。這也就是他所謂第三只狗去世的征兆。他不知道的是，自今年7月公安部決定開展“獵狐行動”以來，他便是上海警方重點追捕的逃犯之一。

　　9月1日晚23時左右，張宏正在旅行社里和同事開會。“我們當時正在討論三天以后安排中國來的團體要如何安排。突然，有兩名便衣民警走進旅行社，直接和我說上海話‘你還知道我們來找你做什么嗎，你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嗎’，我聽到這是上海話，我就知道自己完了。”當晚，張宏束手就擒。

　　“剛出去的時候，就像在下棋，一步走錯步步錯。直到今年9月18日，我知道這步棋下完了。”9月18日，張宏以“潛逃境外長達17年的金融憑證詐騙案犯罪嫌疑人張某”的身份被押解回滬。

　　“我也不要請律師，我愿意服法”

　　對于警方的抓捕，張宏沒有絲毫怨言，還多次表示了感謝，“如果沒有警察同志，我想自己很難有勇氣主動回來，現在心里很坦然。”

　　在長達一個小時的采訪過程中，張宏沒有回避任何提問，他說，“如果各位的采訪對我們的社會、對我們目前的環(huán)境有正面的幫助，我完全愿意接受采訪。我也不要請律師，我愿意服法，就算判我20年我不會講，也不會申請減一天，該還的我就來還。我做錯了。”

　　張宏并不擔心自己的女兒和印尼的妻子會通過媒體知曉事實真相，“我想她們都會理解的。我總有服刑結束的那天，走出監(jiān)獄，就是我對兩個家庭負責的開始。”

　　上海警方的“獵狐行動”，仍在持續(xù)。作為潛逃時間最長的“狐貍”，張宏還主動通過媒體向其他“狐貍”喊話，“如果有和我一樣的人，那么，各位朋友，還是早一點拿起我沒有拿起的勇氣，主動和我們的803（注：上海刑警）匯報，這樣會比較好，路會比較寬。”

　　在看守所，張宏也在盡力練習上海話，“我現在的室友也有上海人，他們會教我。現在講回來，慢慢調整，但舌頭還是不靈活。但一定會恢復的，畢竟從小講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