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司法解釋在對制售假藥體現零容忍的同時,也注重了刑罰的謙抑性,避免傷及無辜

　　1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根據該司法解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工作人員生產、銷售假藥、劣藥應當酌情從重處罰。同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4起典型案例(11月19日《新京報》)。

　　假狂犬疫苗、假治癌藥,近些年,各種假藥漸成泛濫之勢,嚴重威脅到公眾的生命健康,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藥品,成為了全社會的共識。此次,“兩高”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加大了對制售假藥的刑罰制裁力度,體現了對假藥的零容忍,值得我們期待。

　　在1997年制定的刑法中,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需要具備“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條件,但是,在2011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去除了這個條件,只要生產、銷售假藥就構成犯罪,體現了立法者對生產、銷售假藥的零容忍。但是,哪些行為屬于“生產、銷售”并不明確,此次司法解釋具體明確了什么是生產行為,例如“合成、精制、提取、儲存、加工炮制藥品原料的行為”,“將藥品原料、輔料、包裝材料制成成品過程中,進行配料、混合、制劑、儲存、包裝的行為”都認定為生產行為。同時,對有“提供資金、貸款、賬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的”,“提供生產、經營場所、設備或者運輸、儲存、保管、郵寄、網絡銷售渠道等便利條件的”等行為,都認定為共同犯罪,這就更有利于明確地打擊犯罪。

　　其次,對于生產、銷售假藥的零容忍還體現在對假藥的虛假宣傳的刑罰制裁上。《解釋》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藥品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以虛假廣告罪定罪處罰。其他人員如果明知是假藥而提供廣告宣傳等幫助行為的,則以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共犯論處。因此,對于一些違法人員利用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宣傳假藥,根據司法解釋也有法可治。今后,只要明知是假藥而提供廣告宣傳的,都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再次,對于生產、銷售假藥的零容忍也體現在對這些造假者的經濟處罰和相應的行為禁止上,讓他們不但要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被剝奪人身自由,而且在經濟上也占不到便宜,甚至是傾家蕩產。《解釋》規定,犯生產、銷售假藥罪的,一般應當依法判處生產、銷售金額二倍以上的罰金。共同犯罪的,對各共同犯罪人合計判處的罰金應當在生產、銷售金額的二倍以上。相比以往的經濟處罰,違法責任大大加重。

　　當然,此次司法解釋在對制售假藥體現零容忍的同時,也注重了刑罰的謙抑性,避免傷及無辜。例如,《解釋》規定,銷售少量根據民間傳統配方私自加工的藥品,或者銷售少量未經批準進口的國外、境外藥品,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后果或者延誤診治,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總而言之,此次司法解釋的出臺,使得打擊制售假藥的法網更加嚴密,但是,立法和司法機關仍然要與時俱進,針對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加強調研,進一步完善法律。與此同時,執法和司法機關要嚴格執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真正織就一張能夠撈盡違法犯罪分子的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