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寧波市的老邵成了“拆一代”，拆遷獲賠數套商品房和店面房，每年單單收租金，他就能拿到200多萬元。一夜暴富之后，老邵開著奔馳S級豪車，住著五星級酒店，十天內吃了90粒麻古，直到進派出所審訊室時，連做筆錄都體力不支了。（2月10日《現代金報》）

　　伴隨著城鎮(zhèn)化進程，“拆遷暴富”作為一個社會現象乃至社會問題進入公眾視線。 “拆一代”、“拆二代”依靠拆遷紅利迅速地實現了階層跨越和人生突破，實現了向上的社會流動。然而，“一群舊樓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來”不僅改變了一些人的生存生態(tài)，還異化了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

　　“拆二代”暴富棄學也好，“拆一代”賭博、吸毒也罷，在一個習慣用財富來衡量一段生活好壞的時代里，“拆遷暴富”讓一些人迷失在“錢眼”里，失去了奮斗目標和人生方向。作為失地農民，老邵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身份和職業(yè)的分離，是農民卻喪失了土地，是市民身份卻沒有相應的職業(yè)。于是，一夜暴富卻不知道怎么花錢的老邵，最終走上了“只要一輕率，就會犯糊涂”的道路。

　　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認為，急劇的社會變遷，會導致物質文化和非物質的適應性文化在變遷速度上發(fā)生時差。對于失地農民來說，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變遷滯后導致的文化失調，使得他們處于傳統(tǒng)與現代、鄉(xiāng)村與城市的混合、雜糅狀態(tài)。揮霍無度、胡作非為的老邵，不僅用炫耀性消費來建構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還吸毒、找“小姐”，將“有錢任性”演繹得淋漓盡致。

　　對于許多失地農民而言，“拆遷暴富”似乎已經成為一道新的魔咒：一方面，農民大多數是低技能勞動者，不具備專門的理財知識和資本運作能力；另一方面，農民長期在物質生活上處于一種匱乏和壓抑狀態(tài)，難以建設強大的內心世界和豐富的精神生活；在巨額的財富面前，不少失地農民失去了篤定的價值判斷，落入了“物質豐盈、精神蒼白”的俗套。

　　作為失地農民生存狀態(tài)的一個縮影，老邵不可避免要接受法律的規(guī)訓和懲罰。可是，面對“拆遷暴富”，我們不能用“標簽論”進行情緒化指責，而是要想方設法對失地農民進行精神救贖——長期以來，拆遷補償政策只注重對失地農民物質損失進行補償，卻忽視了拆遷給他們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帶來的顛覆性改變。

　　要幫助失地農民樹立正確的財富觀、人生觀，搭建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平臺；在社會保障、身份認同上，要給予失地農民更多的公共服務，幫助他們實現角色轉換；要豐富社區(qū)的文化體育活動，充實暴富后的精神家園……幫助失地農民走出“拆遷暴富”的精神困境，離不開社區(qū)、街道和公共部門的多方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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