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將為新加坡留下豐厚遺產

　　2015年農歷春節，91歲高齡的李光耀因患嚴重肺炎在醫院中度過。3月17日，新加坡政府告知國民，李光耀病情惡化，正在搶救中。

　　李光耀是我們這個時代僅存的最具資質的跨世代戰略家和政治家之一，他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參與塑造世界的幾乎所有偉人握手，并在這些偉人悉數退場后續寫人類政治史的傳奇。他成功締造了一個國家，并且賦予它遠超其體量的光環。

　　李光耀創立的“新加坡模式”是20世紀延續至今的熱門話題之一。有人把新加坡視作“威權政治”、“專制主義”的成功典范，有人斥之為全盤西化的“香蕉共和國”，還有些曾被李光耀的“嚴法苛政”損傷過的人期待歷史作出“公正評判”，指望新加坡會在李光耀身后發生民主化的嬗變。他們只不過是在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挑選解讀新加坡的角度，而且有意無意地忽略、回避著什么。

　　1965年新加坡迫不得已脫離馬來西亞時，如同汪洋里的舢舨、“失去軀殼的心臟”“不知何去何從”。李光耀視人民的信任和勤儉好學為“最寶貴的資產”，給自己領導的政府設立了三條標準：小心翼翼對待人民的信任，避免因管理不當和貪腐糟蹋了它；政策公平、不偏不倚，確保由多種語言、文化、宗教組成的社會團結一致；務必使社會剛強勇猛、沖勁十足，在國際市場上富有競爭力。

　　李光耀忠實踐履了自己的信條。他和他的同事們仿效以色列實行全民兵役制，建立了在海外受訓的軍隊；將英語定為第一官方用語，中文則排在第二，目的是讓國人習慣“英語思維”，“擁抱創新和開放的力量”；制訂國際化的經濟政策，使新加坡成為重要的出口加工制造基地；提高行政效率，發展基礎設施，實施素質教育和文明規范，發揮轉口港優勢，提供國際化、有監管的金融服務，把新加坡打造成發展“綠洲”；理順勞資關系，推行中央公積金和組屋制以及保健儲蓄計劃，不搞福利社會，確保中低收入階層“居者有其屋”、“老有所養”。

　　李光耀最重要的執政經驗其實是法治。在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的深造經歷和早年的律師從業生涯使李光耀諳熟英美司法體系，深受英國工黨執政理念影響，尊崇憲制傳統和契約精神。而中國儒釋道文化的浸濡和在二戰中的親身經歷更使他深知社會失去管理、權力失去制約可能產生的惡果，極重視在法度與秩序之間尋找平衡。

　　新加坡的“法治”是法律居于一切人之上，而不是一部分人利用法律治理另一部分人。李光耀強調“法律綱紀提供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本架構”，法律需要顯示寬容、體諒人性、尊重權利，但不能不對權利加以限制，否則將會導致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走向松懈甚至完結。

　　盡管具備民主政體的幾乎所有要件，但新加坡的“民主”資質不被廣泛認同。李光耀對此并不在乎，他關心的是整個國家的治理效力。他說，人民一旦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就要接受他們制訂的紀律，并能為實現已達成共識的目標作出犧牲，而所有重要議題都必須由競選者公開擺在人民面前，無論誰被選來代表人民都必須忠實辦理人民委托的事項——“這才是民主的真諦”。

　　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不搞資訊管制，但更強調媒體必須盡到“對人民的責任”，而不是為了發行量及與之掛鉤的廣告收入故意發布爭議性報道。李光耀堅持新加坡的報刊不能為外國人所有。對于在新發行的外國報刊，一旦它們發表針對新加坡的不實言論，李光耀兩招應對：一個是如不照登新加坡總理府的澄清函，就限制他們的發行量；另一個就是訴諸法庭，當面對質。李光耀說，“資訊手段日新月異”，“那些嘗試阻止人民使用資訊科技的國家必定吃虧”，“我們必須設法確保新加坡政府的聲音不在眾說紛紜中被淹沒，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問題上的正式立場”。

　　李光耀總能在第一時間察覺世界大勢的變化，作出最符合新加坡利益的決斷。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拒絕反“新殖民主義”的浪潮之后，新加坡又在八、九十年代抵制發展中國家式的民族主義思潮，堅持做世界的自由港、東西方的橋梁，站穩了潮頭，至少沒有像某幾個最喜歡對這個“地圖上的小紅點”顯示輕蔑的大塊頭國家那樣在世界級的經濟、金融危機和自生的社會動蕩中沉沒。

　　新加坡是深陷大國夾縫中的小國，又處在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沖，這就給新加坡制造了先天的安全困境，使它必須積極游走于各方之間，主動“平衡大國”，維護自己的利益。李光耀的外交極熱衷于三件事：促進東盟一體化，打造可依托的地區聯盟；發展與美國的準同盟伙伴關系，引入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推動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加強聯系，支持中國融入世界。

　　中美關系始終是李光耀最投入的觀察點。他不認為誰能夠阻擋中國崛起，“中國正以巨大規模打破平衡，世界必須用三、四十年時間建立新的平衡”，但“千萬不要制造一個敵意的環境”。不過李光耀也不相信亞洲將出現中國主導的新“霸權體系”。他認為中國實力的增長并不必然導致美國撤出亞洲，中美關系的最可能結果是達成某種相互諒解，即便兩國不能合作，也應學會共處，并給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國家留下生存和發展空間，“美國必須嘗試與中國分享其顯要地位”。

　　李光耀喜歡對身邊國家的內部事務顯示關切，原因是新加坡太容易被鄰居們的家務事所波及，所以必須把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想在前。這使得他在一些國家的領導者眼中顯得喋喋不休，甚至令人厭煩。不過，這些國家的領導者們心里也清楚，李光耀是最不會信口開河的那個人。

　　李光耀就像一座觀點富礦，無論何時總能挖掘出思想的寶石，幫助人們看清變化莫測的世界。他也像面多棱鏡，無論從哪個角度都能折射出投向世界的光，令大國小國的領導者們在思考權力與治術時總會習慣性地拿起新加坡這塊精巧“模具”各取所需。

　　李光耀篤信人性本惡，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拒絕深陷純粹的西方主義或者純粹的東方主義巢窠，把流淌在新加坡人血液中的不同文化的優秀因子與現代司法、政治制度相結合，相信“治理的藝術就是在國家權限范圍內以有限資源調動社會的最大多數”，并且“不斷提高服務人民的標準”，這對整個國際社會都有先驗意義，可以提供持久啟發。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充滿挑戰，比如李光耀長子、現任總理李顯龍的身體狀況以及人民行動黨在一些選區明顯下降的得票率。但李光耀給新加坡人留下豐厚財富，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與時俱進的國家精神，高度法治化和精英化的社會范式，小國大舞臺的思維方式，以及及時察覺矛盾、解決矛盾、盡量不把矛盾留給后人的處事習慣。這些品質能夠確保新加坡繼續穩定發展。（本文系節選，全文將發表于2015年4月上半月號《世界知識》雜志。作者：曉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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