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司法部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獄務公開的意見》，要求公開監獄執法、管理過程中的條件和程序，以及監獄罪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結果等社會關注度較高的、監獄執法領域的重點和熱點內容。除向社會公眾公開的內容外，監獄還應公開罪犯申訴、控告、檢舉的方式和途徑，向罪犯近親屬公開有關罪犯的個人服刑信息等。（新華網4月8日）

　　這些獄務公開的舉措，堪稱是真刀真槍的“硬招”：打破監獄事務“霧里看花”，劍指高墻內腐敗、內部管理不嚴，強化公開監督與問責，公開保障服刑人員權益。這些更加透明公開的措施，讓十八屆四中全會“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杜絕暗箱操作”的重要決議，在具體細化中落地生根。

　　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是人類社會的“孤島”。高聳的圍墻、通電的鐵網和武裝的警衛，讓罪犯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而被禁錮的自由，則是他們為各自罪行付出的代價。也正因為這個特定環境的封閉性和嚴格性，讓公眾較少關心和過問，囚犯群體的基本權利究竟有未得到保障，有關監管法規是否得到有力遵循。

　　然而，近年來，從“洗澡死”、“噩夢死”、“洗臉死”等離奇死亡，到重刑犯從容越獄、服刑人員吸毒、偽造假資料假釋、花錢贖身等亂象，到健力寶前董事長張海違法減刑、黑龍江訥河等監獄丑聞的陸續曝光，都真切地告訴我們，“最安全的地方或許就是最危險的地方”，即便是號稱有最嚴格監管措施的封閉場所，也有可能淪為一塊“法外之地”。

　　為什么監獄會問題迭出？恰恰就出在引以為傲的封閉性之上。與社會相對絕緣的微環境，雖然有利于限制囚犯的自由，卻也不利于外界的監管，由此釋放出了“權力之虎”——權力集中、權力尋租和權力濫用。以張海案違法減刑案為例，檢察機關追責共立案24人，司法行政、監獄系統、看守所系統為之徇私舞弊、大開綠燈的竟有14人之多。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也不乏權力失范的跡象。

　　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黑獄”問題也不少，從《肖申克的救贖》、《越獄》等經典影視作品中便能窺見一斑，但總的看，倡導和推行陽光法治，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以美國為例，盡管沒有獄務公開的專門法律，卻依靠憲法及其修正案、最高法院判例等，充分保障包括知情權在內的囚犯合法權益，甚至賦予他們會見新聞記者、起訴監獄長的權利，這對于監獄管理者無疑形成了有效反制。

　　在深入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司法公開已成共識。監獄管理雖說有一定特殊性，但也必須秉承公開精神、從人治走向法治、束縛不服帖的權力，而這也是保障民眾知情權的必然要求。試想，監獄罪犯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信息全部公開，借助社會公眾、非政府組織、犯人家屬、學者、新聞媒體等形成的合力，那些僭越權力者將不敢輕舉妄動，即便鋌而走險，也必是舉步維艱，而“監獄風云”也就難以一再上演。

　　深化“獄務公開”說易行難，尤須抓住“限權”這個關鍵，不能讓好制度淪為一紙空文。早在1999年7月，司法部便下發了《監獄系統在執行刑罰過程中實行“兩公開、一監督”的規定（試行）》，公開內容包括罪犯法定的權利和義務、考核分級處遇的條件和程序等，兩年后全國監獄更是推行“獄務公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實際成效乏善可陳。歸根結底，還是讓不受限制的權力“任性”主導，如此“歪嘴和尚”豈有不“念歪經”之理？

　　審視司法部最新《意見》，從加強制度精密設計入手，通過升級版的“獄務公開”限制監獄權力，邁出了更有力的一步。但從長遠看，還需要繼續主打“限權牌”，在加大執行監督力度、擴大民眾知情權、保障囚犯合法權益上擰繩使勁，如此方能更有效地束縛不安分的“權力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