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訂欲解醫患之困 專家：醫鬧入刑不是治本之策

　　“我要遵守誓約，矢志不渝。我要竭盡全力，采取我認為有利于病人的醫療措施，不能給病人帶來痛苦與危害。我不把毒藥給任何人，也決不授意別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醫和生活……”

　　所有醫科學生，入學時都要宣讀這流傳了2000多年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這誓言，不僅是醫者職業操守所系，更是病患身家性命所系。近日，上海連續發生三次針對醫護的暴力事件，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也再次研究將“醫鬧”入刑。一個社會共識是若任由醫患關系持續緊張、醫療環境持續惡化，整個社會肌體都將遭受重創。從刑法修訂到醫療體制改革，一系列制度設計都應指向一個目標：醫者有尊嚴，生命權益才有保障。

　　期望過高易致醫鬧

　　“我的一位同事，在醫院里專門從事醫療糾紛調解，竟被患者家屬強迫跪地，結果，這位同事不堪凌辱，憤然離職。”市人大代表、市第十人民醫院麻醉科主任傅舒昆說，醫鬧對某一位醫生的打殺，就是對所有醫者尊嚴的挑釁，更是對其他病患生命權益的漠視——不同于一般公共場所，醫院是救死扶傷之地，醫鬧對醫護人員的侵害，同時也是對其他病患被救治權的侵害。

　　醫患糾紛的成因，多種多樣，一個誘因是，病患可能對治療的期望值過高。然而，受醫學發展水平限制，60%-70%的疾病，目前還不能完全治愈。腫瘤、病毒感染等疾病，目前還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對高血壓、糖尿病等常見病，也只是控制病情，而不能徹底治療。“如果對治療效果抱有太高期望，一有不滿就任意發泄，打殺醫生，那么，面對高危病人疑難雜癥，將沒有醫生愿意承擔風險冒險救治。”傅舒昆說，醫鬧入刑，是國家大法對醫護人員人身權利的保護，而且，較之一般妨礙公共秩序的懲罰，刑法對醫鬧的懲處應該更嚴厲。

　　入刑最高可判七年

　　那么正在討論的草案會有怎樣的嚴厲懲處？上海市律師協會醫療衛生業務研究委員會主任盧意光給記者介紹：在草案中，針對當前社會上“醫鬧”事件頻發等問題，擬將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款修改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盧意光表示，實際上，現行刑法中已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此次將“醫鬧”寫入刑法，并不是增加一個新罪名，而是明確“醫鬧”適用于“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將被追究刑事責任。這是再次提醒“醫鬧”的組織者、參與者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同時提醒執法機關對“醫鬧”不要姑息遷就，“有法可依”還須“有法必依”。

　　他認為，“醫鬧入刑”能夠對那些嚴重影響醫院秩序、無理取鬧甚至傷害醫生的“醫鬧”起到一定震懾作用，對醫務人員起到一定穩定人心的作用。

　　醫患糾紛原因復雜

　　但入刑能否終結醫鬧？盧意光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醫鬧入刑’，也并不意味著就能杜絕‘醫鬧’，避免傷害醫生等惡性事件發生。”盧意光說，自己曾經也是一名醫生，正是在目睹了隔壁科室的一起醫患矛盾后，切身感受到處理醫療糾紛，一定需要有熟悉醫學和法律兩個專業的人員，才有可能逐步建立有公信力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為此決定投身法律事業。

　　溫州殺醫案、哈爾濱醫院行兇案……面對不斷發生的惡性事件，為了打擊涉醫犯罪，我國不斷加大處罰力度。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5部委，聯合向社會發布《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嚴肅追究、堅決依法打擊涉醫違法犯罪行為，明確依法懲處六類涉醫違法犯罪行為；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應當適用死刑的，堅決依法適用死刑。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盧意光認為，僅靠加大對醫鬧的打擊力度，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醫患糾紛的形成原因很復雜，尤其是惡性事件發生的背后往往包括極端貧困、患者精神因素、診治過程中溝通不暢或診治失誤、缺乏合理合法解決糾紛渠道等各種因素，需要對原因做深入的分析。

　　同時，“看病難、看病貴”等醫療體制的問題則是醫患糾紛發生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比如公立醫院不改變以藥養醫等制度性問題，就難以解決過度醫療等弊端，客觀上增加了醫患糾紛發生的幾率、激化了醫患矛盾。

　　因此，必須仔細梳理分析醫患糾紛、乃至惡性涉醫矛盾事件背后的原因，否則只是治標不治本，讓醫生個體承擔了醫療體制的問題和后果，對醫患而言都是“雙輸”的結果。

　　重建互信要靠溝通

　　“刑罰，只是末端處置，保護醫患權益，更應關注如何預防、緩解醫患糾紛。”市人大代表、瑞金醫院盧灣分院消化內科主任李健說，充分的醫患溝通，重建醫患互信，是減少糾紛的一種保障。

　　有人抱怨：醫院手術，什么都要家屬簽字，該怎樣做，醫生最清楚，為何樣樣推給家屬？“事實上，手術前讓病人家屬簽字，是法定程序，也是醫患溝通，既為了充分保障病人、家屬對病情和治療方法的知情權，也是對醫務人員隨意行為的一種限制，而絕非推卸責任和規避風險。”李健說，即使病人和家屬簽字后，如果醫務人員存在過失，或因不規范行為致使病人受到傷害，病人或患者家屬仍然有權利要求鑒定，并根據鑒定結果要求賠償。

　　人們還常抱怨，在三甲醫院候診一兩個小時，醫生問診卻只有幾分鐘；可事實卻是，一上午坐診幾十位病人的醫生也已是精疲力竭。更何況，這些精疲力竭的醫生，還面臨“后繼乏人”的窘境，今年多地醫學院高考招生分數下降，不是好現象，“如何把最優秀的年輕人吸引到醫護群體中，讓醫生成為體面的、有尊嚴的精英職業——這應是醫改努力的一個關鍵目標；否則，即便醫療硬件再先進，患者的生命權益終將保障乏力，醫患互信也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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