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證明”泛濫 公安戶政部門是各類證明高產地

　　“一次次證明戶口簿是真實的，非常荒唐”

　　荒唐的實質是推責

　　采訪中，無論是辦事群眾，還是開具證明的單位，都對不必要而又被要求開具的“奇葩證明”感到厭煩。不少案例中，當事各方無一獲利，本是為了科學管理的“證明系統”，卻成了類似零和博弈的冗余行政。

　　裹挾其中，被戲稱為“全能”的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感觸尤深。

　　“居民來辦事，我們從來不說‘這個我們做不了’，可是有時候面對其他單位要居民來居委會開的一些證明，我們還真做不了。”在武漢市武昌區水果湖街道張家灣社區，黨支部書記高桂萍說，只要居委會能夠調查清楚的，都會給居民開具證明，但有一些證明，居委會確實無能為力。比如，開商鋪要開“不擾民證明”、保險理賠要開“在家中受傷證明”，甚至還有要居委會開“無犯罪證明”等。

　　“有些企事業單位，多年來延續使用一張辦事表格，遵循一套辦事流程，每每需要讓居民找居委會簽字蓋章，試圖將責任轉嫁給居委會，這給我們辦事人員帶來了沉重的心理負擔。”水果湖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熊云稱，居委會是居民的自治組織，而非行政機關的下級單位，沒有承擔如此多審批事項的職能。

　　在武昌區的大成社區，這種心理負擔成了現實糾紛。社區居委會開具的親屬關系證明，被一戶居民認為影響了法院關于遺產繼承的判決，居委會因此惹上了不小的麻煩。

　　而公安戶政部門也向來是各類證明的“高產地”。

　　段維維是湖北省荊門市公安局東寶分局龍泉派出所戶籍室的一名“敲章員”。因為派出所轄區是中心城區，在段維維這里，幾乎每天都會上演關于“奇葩證明”的“拉鋸戰”。

　　“請幫忙開張我和女兒的母女關系證明。”5月27日上午，一女士急匆匆地遞上戶口簿。

　　“黃女士，按規定，您的戶口簿上已經注明您和女兒系母女關系，我們不應再出具證明了。”

　　“不行啊，同志，我女兒出國讀書，要做出生公證，必須派出所開母女關系證明。”段維維無奈，很快將證明開給了黃女士。

　　為規范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2012年湖北省公安廳專門出臺《湖北省公安派出所出具戶籍信息證明工作規范(試行)》，對派出所出具戶籍信息證明、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等作了明確規定，其中第八條寫得清楚：居民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是公民身份的法定證件，公民在從事需要證明身份的有關活動時，應出示居民戶口簿和居民身份證。公安派出所不再對居民戶口簿、居民身份證記載信息出具證明。

　　“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沒有辦法拒絕。涉及到財產繼承、出生公證的，相關部門不看戶口簿，只看派出所的親屬關系證明，我們等于是一次次地證明發出去的戶口簿是真實的，非常荒唐。”段維維說。像這樣的戶籍證明，她每年要開具2000多份。

　　采訪中，派出所窗口民警無一例外地表示，開這些證明，是當前最難辦、又最影響警民關系的事情。

　　“有些當事人開證明被拒后，就在辦證大廳哭鬧不走，別的群眾看見了，還以為是警察故意刁難。”荊門市東寶公安分局副局長安政泉認為，這些證明，其實是在轉嫁風險、推卸責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安機關的權威。

　　公安部負責人日前表示，公安部已部署各地認真清理本地有關戶籍證件使用管理的政策規定，全面梳理證明的種類，對于能夠憑戶口簿、身份證證明身份及親屬關系的，一律不得要求公民出具其他戶籍證件。

　　“證明我還活著，要蓋幾個公章”

　　“多此一舉”的背后考量

　　讓基層受累、群眾麻煩的各種五花八門證明，到底有無存在必要？相關職能部門也有不同觀點。

　　比如社保年審，是群眾抱怨的“奇葩證明”高發區。住在武漢一家養老院的陳生向記者訴苦：“證明我還活著，要蓋幾個公章，真是折騰人！”陳生是貴州人，每年都需要寄一張證明其活著的“健在證明”到社保參保地貴州畢節，然后才有資格領取社保金。

　　湖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社會保險局副局長劉建軍認為，這種“健在證明”在當下很有必要。因為不少地區常發生冒領社保金，甚至在親人去世后，家人隱瞞情況，繼續領取社保金的事件。2014年，湖北省本級53萬參保人員中，有288人年審沒通過，其中40多人沒有參與認證，很可能該參保人已死亡。

　　一份名為“異地居住人員領取社會保險待遇資格協助認證表”的證明，就是為了杜絕社保“吃空餉”，避免死人領養老金。同時，只有在異地辦理社保的居民才需要開具這種證明，一般每年進行一次。

　　劉建軍認為，假如建立了全國性跨部門的人口信息大數據平臺，許多證明就可以取消了。比如，目前之所以需要群眾自證“活著”，主要原因是公安、社保、民政等部門尚未建立數據共享平臺，社保中心無法掌握參保人的動態信息。

　　不過，他認為社保年審的具體方式還可以更加便民。目前異地領取社保人員的年審工作，既可以在網上拍照認證，也可以在當地社保部門認證，如因老人的身體原因無法自行認證的，可以由其家屬或所在居委會申請，社保人員上門認證。

　　湖北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副處長鐘寧卻認為，很多證明其實是無用的，最典型的就是婚姻證明。2014年，湖北全省開具了50余萬份婚姻證明，而當年登記結婚的人數是61萬對。群眾買房買車貸款、戶口遷移、出國、申請低保、辦理人才住房津貼、入職等十幾種常見事務，都需要婚姻證明，這讓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不堪重負。

　　不久前，28歲的劉紫想要提取公積金用于租房，武漢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武昌分理處告知她需要提供“單身證明”，即無婚姻登記記錄證明。帶著戶口簿和身份證，順利拿到了“單身證明”的劉紫卻一頭霧水，因為證明上有一行說明：“此證明只表明在本登記機關所轄范圍內目前無結婚登記記錄，但不排除其在本轄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結婚登記。”

　　“這樣的證明不是自欺欺人嗎？這能證明我沒有結婚？”劉紫很是不解。

　　鐘寧解釋，因為婚姻登記可在夫妻任何一方的戶籍所在地辦理，雖然目前湖北全省的婚姻登記有統一的信息庫可查，但并未和外省聯網，所以，婚姻登記處并不能確認辦證人員是否有過婚姻。“這是一個不是證明的證明，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目前民政部門也給不了確切的說法。”

　　“個別不誠信的社會現象讓全社會埋單”

　　行政理念需“眼睛向下”

　　針對基層戶政管理人員的無奈，一些采訪對象表示，這些看起來可笑的證明，大多出自嚴格負責的“把關員”之手，“這些同志嚴格遵照制度規定，不知道變通，有時候會顯得不近情理。因為社會上假證太多，導致一些單位不敢相信證件，而讓群眾去證明證件的真實性。”

　　湖北省公安廳戶政處負責人介紹，在以往，由于政策法規不夠嚴密、基層戶政管理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等因素，手寫檔案存在資料不齊全、不規范、不連續而難以認定的問題，一些辦事單位為了規范管理、規避風險，往往需要公民到公安機關開具身份、親屬關系、婚育狀況等方面的證明。從這個角度上說，有些證明確實是必要的。

　　為減少戶政方面的“奇葩證明”、嚴格管理，《湖北省公安派出所出具戶籍信息證明工作規范(試行)》明確取消戶口遷移身份證明、戶口性質證明，改由公安機關內部調查，在工作中遇到特殊情形時，用證據鏈代替證明。

　　熊云將深受證明之煩的基層機構稱為“保人”。他分析，隨著社會轉型，大量“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許多部門、機構與公民個人打交道時，特別是涉及提供資金、房貸、賠償等重要經濟活動時，往往希望找個可靠的“保人”，他們心目中最合適的就是街道辦和社區居委會，于是在格式化的表格設計上直接列出“街道、社區蓋章”，或者要求街道、社區出具相關證明。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秦前紅表示，當前人口、信息高度流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面對這些新變化，以往的管理體制和社會管控方式明顯滯后，與社會需求極不匹配。

　　在徐雙敏看來，這種因為個別現象而尋求“保人”或者讓群眾自證的做法，有“個別不誠信的社會現象讓全社會埋單”之嫌，即以少數人的不誠信為由“綁架”全社會。她認為，這種把問題往外推，而非加強內部管理、更新管理手段的做法，就是懶政。

　　“我們天天在喊增強服務意識，實際上還是從怎么方便自己的角度去管理，而非服務群眾的角度。‘奇葩證明’頻發，根子就在相關部門的理念上。”徐雙敏認為，政府通過審批、審查、備案這些基本的手段實施管理，是必要的，一些被質疑的證明并不奇葩，全部取消并不現實。“審批管理的思路沒有問題，但是要簡化審批，由小概率事件引起的、沒有必要的審批需要清除，還要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

　　武昌區委組織部部長孫志軍對此表示贊同，他分析，“奇葩證明”背后的深層原因，一是相關部門行政觀念、手段落后，比如公安、民政、計生等部門都要求采集人口、戶數等基礎數據，不僅重復而且可能造成大量信息差錯；二是行政理念沒有完全做到“以人為本”，各單位“眼睛向上”多、“眼睛向下”少，更在乎上級怎么評價、不太在意群眾怎么評價，在行政審批流程設計時，首先想到如何規避自己的法律、政策風險，轉嫁責任，而不是首先考慮群眾方便不方便。

　　孫志軍介紹，在創新社會治理之前，僅武昌區各部門的數據誤差就在10萬條以上，基層民生類的審批服務事項多達83項。“比如殘疾人辦個殘疾人證，居然有9個環節！”

　　此外，秦前紅認為，面對失職問責，一些行政機關明哲保身，采取保守的管理方式，所有的行為考量首先集中在應對問責而不是考慮服務對象上。各部門為防范風險設立諸多內部考核指標，工作人員為了最大程度地“避險”，要求辦事群眾開具大量“奇葩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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