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滅人之國 必先去其史

　　（一）文化架構的意義

　　第一，歷史，在中國文化里具有架構的意義。

　　中國傳統文化，按照學問體系上的劃分，可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類，一說起“經史子集”，就在學術意義上涵蓋了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

　　經，專指儒家文化。因為自漢武帝時期以來，儒家文化度越諸子百家、成為了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此后的歷朝歷代，儒家思想都被看做是社會發展中的綱常倫理、被認為是思想文化界的中流砥柱，所以儒學被尊為是“經”——經，本意為古時織布過程中恒定不動的、縱向的“經線”（如同現在地球上的經線）；“經”的引申意思便是標準、是恒常；能被歸為“經”的內容，就是確立標準的思想、是恒常不變的理論。儒家典籍，便叫做“經典”，儒家學說，便是“經學”。

　　史，便是史書，中國歷史上的“正史”，從漢代的《史記》開始，到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史書《清史稿》，總稱為“二十六史”。

　　因為經部的儒學，是指導社會發展的總思想，是一種抽象的學術理論；于是史部中的記述，便成為了印證儒學思想的史實，是一種具體的故事演繹。“經”與“史”相互論證、互為佐證，闡述著興衰成敗的經驗得失，總結著社會發展的恒常規律，彰顯著儒家理論在歷史滄桑中的作用。

　　所以，中國的史學特點是：寫“史”也是論“經”；說“事”也是說“理”。因而我們能夠看到，《史記》里有“太史公曰”，《資治通鑒》里有“臣光曰”，這都是史書的作者在講述史實之后、又在論述其中的得失道理。而史學家在論理層面所依據的思想理論，就是儒家文化。因此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大史學家，本身就是大儒學家，譬如這《史記》里的“太史公”司馬遷、這《資治通鑒》里的“臣光”司馬光。

　　史部，就是以歷史真實的演繹，印證歷朝歷代運用儒家思想治國的正確與否。經，是用理論說話；史，是用事實證明。

　　子部，就是指人們常說的“諸子百家”。在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后來的兩千年里，儒家為綱、定于一尊。但是，諸子百家思想并未因為儒家的獨大就從此寂于無聲，它們都成為了儒家文化的必要補充和互動平衡。因為，如果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思想，就會漸入僵化、淪為僵死，而百家之長與儒家之尊共同盛放于中國文化的百花園中，才使得中國文化生生不息、鮮活有力。比如，有儒家的入世、就有道家的出世，有儒家的仁愛、就是墨家的兼愛，有儒家的德治、就有法家的法治……因此，子部，對于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不在于“百家爭鳴”怎樣爭、而在于“百家爭鳴”可以鳴。各家共同的發聲、各派不同的音效，匯聚成了中國文化這一曲八音克諧的民族大合唱。

　　集部，泛指一切文化藝術，包括詩詞文賦、戲曲小說等。

　　綜合來看，如果我們將國學比喻為一座蔚為大觀的文化大廈，那么：

　　經，是這座大廈的鋼筋結構，有了儒家經典，就立起了中國主流思想；

　　史，是大廈的水泥澆筑，水泥的巍然填充與鋼筋的盎然挺立，就構筑起了中國文化的堅實外形、主要方面；

　　然而鋼筋水泥雖然建起了一座龐然大樓，卻也使得這座樓宇密不透風、缺乏生機，所以，子部的百家思想，就如同是為這座大廈開了一扇扇的門窗，正因為有門窗的參與，才使得空氣流通、陽光健康；

　　集部，像是大廈里一切裝潢與內飾，豐富多樣，精彩紛呈。

　　我們學習中國文化的時候，也常常像是初次走進一座大廈的人，最先喜歡的，可能都是建筑里多姿多彩的內飾，是愛上了這兒的一張畫、那兒的一幅字，是迷上了這一只青花瓷瓶、那一個紅木圈椅……就如同我們對國學感興趣，往往是從喜愛集部里的內容開始的，是最先著迷了唐詩宋詞、是最初邂逅了京劇昆曲……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國學、要想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就必須去解讀這座文化大廈的整體解構、內里層次，必須從對集部的熱愛，發展為對經、史、子各部分的研讀。

　　是經史子集四個部分，全面支撐起了中國文化這座恢弘的殿堂。

　　因此，歷史，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必要結構，是繼承中國智慧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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