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英提“中華法制”意義非凡

　　圖為：2015年10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英國議會發表講話。

　　三、全面依法治國兼收中西法制文明精華

　　10月20日，習近平在英國議會發表講話時指出：“現在，中國人民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既吸收中華法制的優良傳統，也借鑒世界各國法治的有益做法”習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國是根據中國實際推進的依法治國，是吸收中華法制優良傳統的依法治國，也是借鑒國外優秀法治成果的依法治國。

　　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中以人為本的思想與中國法制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是一脈相通的。

　　2015年1月習近平在《求是》發表題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文章，文章指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要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他強調：“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投身依法治國實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

　　習近平在英國議會發表講話時指出：“在中國，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幾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中國古代“民本”一詞，首見于《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語，其基本含義是民眾是國家、君主進行統治的基礎，只有重民、愛民、養民、教民，君主的統治才能穩固，國運才能昌盛長久。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鮮明特色的思想體系。它發端于商周時期神權衰落之際，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成為儒家“仁政”學說的核心內容，并最終被吸收成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統文化的長期發展過程中，正是民本思想的傳承，對皇權專制形成了強大的制約力量，從而保持了傳統文化不因專制主義思想的不斷強化而失去活力，喪失創新精神。

　　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中法治德治“兩手抓”的思想與中國法制文明中的禮法結合綜治也是一脈相通的。

　　習近平在題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文章中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他指出：“發揮好法律的規范作用，必須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礎，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才能為更多人所自覺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過強制性規范人們行為、懲罰違法行為來引領道德風尚。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使法律法規更多體現道德理念和人文關懷，通過法律的強制力來強化道德作用、確保道德底線，推動全社會道德素質提升。”他強調：“發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須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須轉化為人們內心自覺才能真正為人們所遵行。‘不知恥者，無所不為。’沒有道德滋養，法治文化就缺乏源頭活水，法律實施就缺乏堅實社會基礎。”

　　中國法制文明中蘊含中豐富的禮法結合綜治思想。禮法結合綜治自秦漢儒法整合到西漢形成以后，又經魏晉至唐最終定型，直至清末，在基本結構上就沒有什么變化。以劉徹為起點，自西漢至清朝的2000多年間，各個朝代，不管是圣君賢臣，還是昏君庸臣，不管是漢民族統治者還是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都一無例外地實行禮法結合的綜治模式，不再改變；魏晉至唐沿著這條道路終于完成了歷史性的禮法有機結合，禮法結合綜治模式臻于定型，造就了禮法秩序下的封建社會發展的歷史上最高峰，造就了大唐文明。縱觀漢以后各朝代，都繼承和堅持了禮法結合的綜治模式，并根據當時實際部分的調整，靈活地加以運用，但從來沒有超出其范圍。禮法結合綜治思想所體現的道德與法律的結合，產生了深遠與廣泛的影響，是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歷史經驗。

　　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是推進中國當代法制建設的重要因素。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中國法制建設的內容正經歷著一個從無到有、從舊到新、從簡到繁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正是西方法律文化的積極影響，從外部促成了中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治目標，依法治國理念的提出僅有15年，而資本主義國家在法治方面建設比中國早了二三百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國在借鑒學習中，剔除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與制度如“兩黨制”、“多黨輪流坐莊制”、“三權分立”外，更多的是學習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制度中與社會化大生產相結合，反映民主政治運行規律等對我國有益的內容，比如“代議制”、“普選制”、“司法獨立制”等。西方市場經濟歷史悠久，法律制度較為完備，中國要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法律和法規。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方式主要是市場經濟模式，都強調經濟法制，用法律手段規范市場主體及其行為。這些法律制度，反映市場經濟的規律性、共同性，只要符合中國的國情，可以大膽借鑒。有的法律制度雖然不能直接用于我國的建設，比如西方的議會制，但其體現出的權力不能過分集中、權力應受制約的精神，我們也要學習借鑒，并根據中國國情在實踐中運用，為建設我國法治文明服務。

　　由于東西方法律文化產生于不同的土壤，決定了他們之間必然存在著差異。學習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時，精神和理念的移植是重心。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的核心。轉換法的精神就是用西方法中權利本位、法律至上、程序優先、司法獨立、契約自由、經濟民主等精神要素取代那些在自然經濟或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法律觀念和標準，確立全新的符合現代法精神的法律文化體系。而實際上，西方進步法律文化的精神，如“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的思想以及“權利能力平等”和“契約自由”的原則，已經在中國當代的許多法律法規中有所體現。

　　吸收西方法治文明，要注意與中國國情的兼容性。法制現代化并不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拋棄。應著眼于現實和未來，在保持中華法律民族性的同時，借鑒西方傳統及當今的法律文化精髓，推進我國的法治化進程，在古老文明的華夏大地上彰顯法律的權威。

　　中華法制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古代的又是現代的，既是被應用的又是被信仰的。中華法制在世界法制文明的舞臺上，正閃爍著熠熠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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