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國際秩序構建的兩大方向

　　網絡空間這一全新的空間應該遵循何種規則，是當前國際關注的焦點，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做出了積極嘗試并取得了初步進展。然而在這個進程中，大規模網絡攻擊接連不斷，網絡軍備競賽成為趨勢，全球網絡空間穩定運行、國家的經濟與政治秩序、企業與個人的經濟利益等均面臨越來大的威脅，加快制定行為規范約束國家、個人和團體在網絡空間的所作所為，為各種網絡攻擊和破壞行為劃定紅線，已是當務之急。在各種國際努力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之間的網絡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說，中美在網絡空間是合作還是對抗，是對話還是沖突，不僅對美中雙邊關系的發展至關重要，同時也對全球范圍內未來互聯網發展意義深遠。

　　9月2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宣布了49項共識與成果，其中事關網絡領域合作成果備受關注。從公布的內容上看，此次雙方就網絡安全展開合作的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具體問題的務實合作，如建立高級別機制與熱線，分享與共同應對重大網絡威脅等，又有立足長遠、謀劃網絡空間未來的戰略性合作，如共同制定和推動網絡空間國際行為準則。中美通過共同承諾“不從事或者在知情情況下支持網絡竊取知識產權”，“就惡意網絡活動提供信息及協助的請求要及時給予回應”，這些措施有利于消除兩國在網絡領域的互疑。信任是合作的基石，而唯有合作才能實現互利共贏。通過簽署網絡合作協議，中國又一次表明了對話的最大誠意。網絡安全作為一個高熱度全球性議題，國際各界都在探尋解決之策并付出各自的努力。中美此次能理性、克制地面對網絡分歧，從分歧最小的領域入手，通過務實合作積累共識，可謂是樹立了應對類似問題的“國際風向標”。這種網絡合作范式的示范效應已開始顯現。10月21日，中英文版網絡安全協議頒布，兩國就打擊網絡犯罪問題簽署了一項“高級別安全對話”協議，旨在防止以盜竊知識產權或癱瘓系統為目的的對兩國企業的網絡攻擊；雙方將“同意既不會監視雙方企業的知識產權及機密信息，也不會容忍這一行為”。

　　從網絡領域一觸即發的摩擦，到最終擱置矛盾與分歧，共同尋求共處之道，既體現了中美兩個大國風范與國際擔當，邁出了更廣泛網絡安全合作的第一步，更揭示了網絡空間國際合作乃至確立網空國際行為準則應該選擇兩大方向。

　　充分發揮和體現大國的作用和影響

　　這既是由網絡空間的安全形勢所決定的，又體現了網絡空間的現狀。從安全形勢上看，目前面臨的最迫切、最突出的網絡威脅來自兩個方面，即日益升級的大規模網絡攻擊和網絡軍備競賽。大規模網絡攻擊事件呈現出如下特點和趨勢：一是政治目的趨強。越來越多的團體從事“有組織、有政治目的的網絡攻擊”。惡意軟件“雷金”的攻擊手法比震網病毒更為精密復雜，“面具行動”（Careto）、“藏紅色玫瑰”（Operation Saffron Rose）、“推桿熊貓”（Putter Panda）、“蜻蜓行動”、APT28等組織復雜、手段高超、影響廣泛的攻擊不斷被曝光。同時，國際熱點事件背后都有黑客的身影，如以巴、印巴、俄烏沖突中，互聯網成為第二戰場，把局勢攪動得更為復雜。二是國家背景突出。從目前被發現的惡意軟件和APT攻擊看，如震網（Stuxnet）、火焰（Flame）、雷金（Reign）等，目標選取精準，長期潛伏，攻擊手段高明，既能搜集情報又能變身為攻擊武器，顯然是動用了大量的資金和網絡資源，其背后也有情報支撐。網絡空間成為國家展示意志和肌肉的“試驗場”，不管愿不愿意，網絡空間正演變為一個作戰領域。網絡空間的軍備競賽全面展開，發展進攻性網絡力量的理念盛行，網絡作戰與常規作戰開始接軌，網軍擴容，從態勢感知、預警和自動響應等防御手段，監控、收集情報等偵查手段，再到竊取、篡改、破壞數據、攻擊和癱瘓系統等攻擊手段等各種網絡武器或工具不斷被研發、使用和擴散。遏制這兩大威脅、規制網空的種種亂象，國家尤其是網絡大國，肩負著難以推卸的責任。就像中美兩國，作為網絡空間的兩個“最大行為體”，擁有的網民數占全球1/3，其提供的互聯網技術、服務與應用則承載著全球用戶的數據。美國是互聯網的發明者，中國是當下信息社會的積極建設者，雙方都是信息通信技術發展的受益者，也同時面臨大規模網絡攻擊，網絡恐怖、網絡犯罪等共同威脅。兩國攜手應對乃是正道。在聯合國框架下抑或英國主導的“倫敦日程”、中國的“烏鎮會議”、上合、金磚、東盟、歐安組織及其他國際平臺中，政府都在發揮著積極作用，努力尋找規范國家網絡行為的規則框架，共同應對網絡威脅的方式。只有國家愿意承諾約束和克制自身的意圖、意志和能力，網絡空間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才有可能消減。

　　要務虛，更要務實

　　現階段網絡空間國際合作較大程度上仍停留于“明立場”“亮主張”“樹理念”的階段，基本原則、網空愿景林林總總，既有共通之處，亦不乏分歧差異。盡管合作平臺和渠道十分豐富，然而技術的復雜性、國家的能力差距等增大了防范和打擊網絡攻擊、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的難度。例如在攻擊溯源方面，由于各方提供的證據無法證實，迄今沒有一個權威的溯源機制或機構，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網絡攻擊的打擊和執法效果。同時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組織、國家因發動大規模網絡攻擊而被追究責任。從根本上看，構建秩序若只留于口頭，最終只會以“法不責眾”收場。聯合國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歷經4年的多輪談判，2015年7月再次提交了最新的《關于從國際安全的角度看信息和電信領域的發展政府專家組》報告。新報告進一步細化了前期的理念與原則，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行為措施。如：提出了8條“關于自愿的非約束性國家負責任行為規范、規則或原則”；9方面建立信任措施，包括建立聯絡點、多邊磋商機制和程序，擴大和支持計算機應急小組和網絡安全應急小組的交流等；8項能力建設的具體措施，涉及為確保需要援助和提出援助請求的國家提供技術與培訓，幫助其制定相關戰略等。鑒于當前各國在網絡空間的訴求與立場仍存在較大分歧，來自20國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努力形成的成果文件意義重大。但“自愿”“非約束性”的表述，對那些在網絡空間“心懷貪念”而一意孤行的國家而言，更像是一紙空文。

　　網絡空間規則制訂過程空前復雜。作為一個“具備權力投射和軍事能力的工具”，互聯網對傳統有關安全、穩定與主權的理念提出了挑戰。技術、政治、經濟和貿易、軍事、文化、人權……越來越多的因素被納入網絡空間規則的框架體系中，越來越多相關國際機構和組織進入網絡治理體系，再加上行為體的多樣化，必然帶來多邊、多利益攸關方和多文化之間的博弈。對全球網絡空間的最大威脅不是不自由、不開放，也不是網絡間諜，竊取知識產權，而是規則缺失，秩序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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