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你運氣真好，二孩全面放開了，你可以再生一個了！”收到妹妹的短信，王舒（化名）蹭地一下從床上坐了起來，有點不敢相信。

　　不過下一秒，她就不再懷疑了。因為，她的微信朋友圈已經被這個新消息刷了屏——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二孩政策。

　　一夜時間，生還是不生，成了擺在很多人面前的問題。

　　生，還是不生？

　　王舒是新疆人，前年生下第一個寶寶的時候，已經是36歲。盡管要再次面臨高齡產婦的風險，但王舒還是堅定地想再要一個。

　　不過，因為自己還有個妹妹，王舒并不符合此前“單獨二孩”的政策。所以，這個計劃一直也沒提上日程。

　　“但一個孩子太孤單了。”王舒和妹妹的感情很好，也因此，她始終覺得，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才是最合適的。她甚至想過，大不了交點罰款，也要再生一個。

　　家住上海的文雨（化名）是獨生女，和王舒的想法類似，也希望以后兩個孩子能有個伴兒。所以，當上海的“單獨二孩”政策一落地，她就立馬要了第二個寶寶。

　　“我們作為父母，總有一天會比孩子先走。至少，在父母走后，孩子還能有一個可以商量的伴兒。”文雨說。

　　讓她深有感觸的，是身邊一位剛剛失去孩子的朋友。“人到中年，孩子沒了，這對他們而言，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文雨說，恐怕這對父母這輩子都不會開心了，因為，這世間已經沒什么好牽掛的了。

　　文雨的朋友，只是萬千不幸家庭中的一個。多年來，“失獨家庭”已經成為社會之痛，啃噬著許多父母的心。這也是王舒堅定地想要兩個孩子的另一個原因。

　　“誰也不能保證孩子一生沒災沒病，如果最后白發人送了黑發人，那是我絕對接受不了的。”所以，當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消息傳來，王舒高興得不得了，趕緊就把消息傳給了丈夫。

　　但是，不愿生二孩的媽媽也不少，90后新媽媽李雪（化名）就是其中一個。

　　“我和老公兩個人，除了要養孩子，以后還有4個老人要照顧。兩個人的工資養七口人，壓力已經很大了，如果再要一個，就是八口，那真是得不吃不喝了。”李雪的這本經濟賬，徹底打消了要二孩的念頭。

　　這也是很多人面臨的現實。從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消息傳出后，不少80后、90后就感慨，“我們竟然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代獨生子女。”還有人形象地比喻，“421”陣型變成“422”陣型，“中場球員”要被累趴下了。

　　但從事生物科研工作的80后媽媽王云（化名），考慮的不僅僅是經濟壓力。

　　“像我們這種做生物實驗的，經常會碰化學試劑。所以，備孕少說要提前半年停止實驗。再加上生孩子的時間，至少一年半都不能工作。”王云說，除非辭職轉行，否則根本不要奢望要第二個孩子。

　　“但現在年紀也大了，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王云說。也因此，在決定要不要生不生二孩之前，擺在很多媽媽面前的，是要不要放棄現在的事業。

　　還有人則面臨另一個現實的問題——年齡。10月3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實施全面兩孩政策答記者問時說，據測算，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條件的婦女約60%在35歲以上。也因此，不少人雖然想要，但無奈已經高齡，只能作罷。

　　這種拉鋸也體現在了數據上，財經網發起的一項“你會選擇生二孩嗎”的民意調查顯示，18萬受調查者中，“會生兩個”的人數稍多，占總投票數的33.8%。但“只想生一個”的也不少，占比20.3%。緊隨其后的是“想多生個，但礙于經濟條件，只好生一個”，占比20.1%；“一個也不想生”的占比12.9%；還有7.4%表示沒考慮過該問題。

　　二孩全面放開，誰壓力山大，誰喜笑顏開？

　　就在大家還在熱烈地討論著“生還是不生”的問題時，與此緊密相連的家政市場、母嬰用品市場也激動起來。

　　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一名工作人員說，對于家政公司而言，這無疑是個利好消息。“這樣，請月嫂的人就多了，相應地，對育兒嫂、家政等需求也會增多。”該工作人員說，他們今后也會多調配人手，來應對可能出現的“嬰兒潮”。

　　同樣感到欣喜的，還有王萍（化名），她是某母嬰智能產品電商的產品負責人。

　　“昨天看到這則消息的時候，特別開心” 。王萍說，這對于母嬰行業而言，有很大促進作用。“以后孩子多了，家庭需要母嬰產品的數量和種類也會相應增加。”剛剛創業的她，看到了更大的市場。

　　王培安在答記者問時中也提到，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動對婦幼健康、嬰幼用品、托幼服務、教育等領域的消費。從長期看，到205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3000萬左右，有利于穩定經濟增長預期。

　　但一些現實的壓力也接踵而至，比如，前不久，不少媒體就報道了北京部分醫院產床告急的情況。

　　據北京市衛計委統計，截至今年9月底，北京單獨二孩的申請人數已經超過5.3萬人。此外，因為一些民俗的影響，很多避開“羊年”的人，也都爭相加入生育大潮，想在“猴年”生個猴寶寶。目前，北京不少醫院產科孕婦建檔已經超負荷。

　　位于北京的清華大學玉泉醫院是一家二甲醫院，該院婦產中心的一位醫生就明顯地感受到了壓力。“產科工作量確實有所增加，之前接診量大概每天100多，現在增加了一倍”。

　　北京婦產醫院則更是人滿為患。中國青年報記者走訪時發現，產床的緊俏，還滋生了號販子的市場。他們或是駐守在醫院大門兩側，或是分散在去往醫院的必經之路上，每當有路人從他們身邊經過，就會低聲問一句：“要號嗎？”醫院產科門診的號，也幾乎形成了“統一價”，普通門診300元，如果需要掛副主任醫師的號，則需再加100元。

　　迎接新政策，除了產床，還缺什么？

　　在答記者問時，王培安也披露了一組數據：到2015年9月底，全國有176萬對單獨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請，再生育申請數量平穩增加。在育齡婦女持續減少的情況下，2014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7萬，二孩出生人數明顯增加。

　　受訪專家認為，全面放開二孩后，如何應對增長的人口，還需要多方面做好準備。

　　“首先是醫療資源的問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說，“一般家庭生孩子，都想選擇最好的醫院，但目前我國的優質醫療資源相對短缺。如何在區域內分配醫療資源，特別是產房產床，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此外，陸杰華認為，高齡產婦的問題也需要被重視。“現在‘生二孩’，比較著急的是70后，因此，對于高齡孕婦的醫療衛生服務要跟上，降低因為高齡產婦帶來的嬰兒死亡率和產婦死亡率”。

　　未來的教育資源，也會因二孩的全面放開而感受到壓力。陸杰華認為，教育資源如何分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提到，從決定公布到最終落地，法律、政策等還面臨一個銜接的問題。

　　他說，全面放開二孩后，現行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各省市的計生條例等，所有的法律條文要做配套修改。同時，此前與計劃生育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也要面臨調整。

　　比如，王培安在答記者問時明確，對自愿生育一個孩子的夫妻，不再發放《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不再享受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等相關獎勵優待政策。不少人還關心，下一步，社會撫養費將如何調整。

　　同樣會發生變化的還有基層計生工作人員的工作。王培安認為，要把全面放開二孩這件好事辦好，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任務不是減輕了，而是更重了，內容更豐富了，要求也更高了。既要幫助群眾生好孩子，又要管控可能出現的風險。需要加強宣傳引導，加強出生人口動態監測，引導群眾合理安排生育，防止出生人口出現大幅波動。

　　“事實上，隨著政策的推行，整個公共政策都要跟著變化。”陸杰華說，“此前，經過這么多年的計劃生育，社會已經形成一種‘少生優生’的社會公共政策。如今，二孩放開后，就應該制定相對寬松的社會經濟環境，這還需要多方面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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