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共享是五大發展理念的著眼點和歸宿

　　作者：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其中最受社會關注的是共享。共享不僅僅關系每個人的利益，同時還關系到社會主義道路與共產主義信仰等根本問題。或者說，雖然不會有多少人因為提“共享”，就想到“共產”，但內在的一致性與邏輯上高度關聯，卻是顯而易見的。在很多人置疑或呼喚共產主義的當下，借解讀五中全會精神思考相關深層次命題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五大發展理念，根本解決的是怎樣發展和發展為了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著力于怎樣發展，但最后一定要落到共享。沒有前四者便沒有物質成果供社會大眾享有，不能實現共享，發展必將因失衡而不可持續，至少從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角度講是這樣。那么，共享什么和怎樣共享？共享與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與國家民族的道路選擇和終極追求有什么關系？我們在這里作些分析，試圖厘清一些關系。

　　共享不是走回頭路，“吃大鍋飯”，搞人民公社，而是糾正較長時間來的分配失衡。如何分配社會財富，歷來是區別社會制度及其文明程度的核心指標和尺度，所以，世界各國都在追尋最優化分配模式。同樣，新中國成立以來也在做這項工作，只是因為認識能力和制度設計的局限，走了彎路，出現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問題。“吃大鍋飯”與“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一種極端，改革開放后過度重視效率，同時長期忽視公平或重視公平不夠，導致了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甚至把政府逼向“維穩”道路，這也是一種極端。正是看到問題的要害所在，新一屆中國領導集體開始努力糾正存在的問題，把共享作為發展理念，并且是作為所有發展方式的著眼點和落腳點提出，足見用心。正是對共享的高度重視與納入日程，更要求我們正確認識當下所講的共享的實質，主要是修正以往的失誤，重新平衡效率與公平。這就意味著，既不可能恢復計劃經濟時代的“吃大鍋飯”，也不會復制歐洲國家的福利制度模式，因為二者要么走不通，要么尚未達到那個階段。

　　共享是對公共財富的分享，不是將先富者的財富拿來分享，進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改革開放后近40年的快速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公共財富，并且隨著經濟繼續發展，“蛋糕”進一步做大，人民群眾擁有了共享社會財富的條件。通過制訂科學的政策和分配制度，讓大眾特別是低收入階層更享有公共財富，即為共享的著力點和努力方向。某種意義上，這種理念和落實方式，在以往已經實行的政策措施中可以窺得端倪。比如，工業向農業，城市向農村的反哺行動，直接帶來的是取消農業稅，農村享受養老保險，農村大病統籌，等等。這次明確提出共享，較前的區別在于觀念和力度、強度。所以，我們需要清楚認識，不管力度強度多大，中國都不可能再進行第二次革命，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即使強調“先富帶后富”，也是遵循政策制度和法的規范，抑或者啟發和引導先富者通過“慈善行動”幫助貧窮者。這方面西方社會有經驗可資借鑒。美國有7萬多個“慈善基金會”，掌握了6千多億美元，蓋茨、巴菲特等人都承諾“裸捐”。西方國家化解矛盾與平衡社會，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此。剛剛公布的世界慈善排名，美國排在第二，中國倒數第四。這說明，我們在共享的道路上，有很多路徑可探尋，很大空間可開拓。

　　共享是一種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本身就是一種運動，具有漸進性和長期性特征，非一蹴而就。這樣的特征和特點注定與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的目標聯系在一起。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根本原因是贏得了最廣大也是最底層人民群眾的支持。人民群眾所以支持共產黨，又是因為這個政黨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努力為他們爭取利益。今天共產黨雖然不能再采取剝奪富人的財富分給窮人，但在財富分配上向最底層群眾傾斜，仍然是價值追求所在，這是執政的道義基礎，同時未必不是法理基礎。所以，今天講共享，且通過制度落到實處，可見可感，不是黨執政的策略，甚至不是社會大眾的呼喚，而是一種內生的邏輯，是共產黨永續執政根本。

　　從社會主義制度角度看問題，共享也是必由選擇。多年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學術機構圍繞核心價值作聯合調查，結果表明，認同資本主義制度者更重視自由，認同社會主義制度者更重視平等。從制度的內在本質看也應得出這樣的結果。資本主義走的是市場化道路，企業采取的是股份制，因此他們認為平等可存在于法律和人格，不可能存在于社會地位，所謂老板和員工從來都不存在平等，這也是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其中平等最早淡出核心價值的原因。改革開放后，中國借用了“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市場經濟。這是正確選擇，同時是中國經濟獲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我們必須看到，借用市場經濟的效率而不能忽視公平，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努力消除不公平，包括為解決壟斷問題，制訂法案分拆拖拉斯，征收遺產稅及其收入調節稅，以解決收入差異過大，同時健全福利保障制度，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尚且如此重視公平，那么打的旗號就是“共同富裕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制度安排和實際效果上，沒有實現平等，或者無法感受到公平與追求公平，那么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度必大大降低，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無從談起。

　　再深入一步，共享與共產也存在深度關聯。過去，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階段乃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高揚共產主義的旗幟，人民群眾深信不疑，哪怕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同樣如此。原因何在？有國際國內政治生態支撐的原因，更有心理原因，即目標路徑讓人可感而不感遙遠，比如共產主義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路徑是“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等等。今天，舊路徑斷了，新路徑沒有開拓，目標由清晰變模糊，這些都是共產主義虛無化的重要原因。如何重燃信仰之火，對策之一是在制度安排上讓民眾感知追求的實在性。看一下西方福利國家，或者看一下教會，從中都不難發現有一種“共享”感在維系著特殊關系，因此強化意識。回到共產主義上來，因為歷史階段和人類的文明程度制約，共產主義確實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真正完全實現目標，路程十分遙遠，但只要我們讓人民群體在生活中，在制度安排和利益分享過程中，產生方向感、扎實感，一種精神家園感就會不斷生發出來，人們就相信我們是走在共產主義的道路上。這大概就是共享理念對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的支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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