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教師性侵幼女 18萬精神康復費索賠緣何撤訴

　　失控的母親

　　11月15日，記者初訪小馬。臉上寫滿疲憊的他，發頂盡顯稀疏，與他未足而立的年齡很不符。

　　作為12個受害兒童的家長代表，事發后，小馬一直四處求助，上北京、赴上海、闖銀川，靠販養肉羊為生的他，由于疏于照料羊群，羊只染病死了不少。近來羊價大跌近半，靠羊為生的他，前后損失了二三十萬元。

　　他的低迷不振，曾被人們解讀為生意受挫，但在沉默許久后，他向記者吐露了真正的“心結”。

　　“孩子這事出來后，我媳婦兒的性子變得暴躁。原來她最疼這個女兒，現在沒事就拿她撒氣。每次進羊回來，兒子就會悄悄告狀，說媽媽又罵姐姐了。偶爾忍不住時，女兒也會直接哭訴，說我不在時，媽媽又打她了怎樣怎樣……”

　　小馬因為生計，經常要在寧夏、內蒙古、甘肅等地奔波，一年365天，一半以上的時間不能著家。

　　在有數的幾天居家的時日，為女兒的事和媳婦兒鬧別扭，就成了家常便飯。“事發后，女兒落下了一個毛病，就是夜半突然吵鬧，怎么喊也喊不醒。一到這時，我媳婦兒就會罵她，而我就會罵我媳婦兒。最后，就是我開車離家，開到一個沒人的地方，獨自在車里呆上一天。”

　　小馬告訴記者，其實這也不能全怪媳婦兒。他們當地的文化風俗，將女人的“貞潔”看得很重，女兒遭性侵這事一出，觀念保守的媳婦兒，難免會認為她變得“很臟”，不再“干凈”。

　　“最沖動時，她甚至對女兒說過‘你怎么還不去死啊’這樣的話，每到這時，我就感到心痛得不行！”

　　面對來訪的客人，小馬的女兒會以這樣的姿勢迎客：依墻而立、身體前傾、雙手低垂、眼光躲閃。一眼望去，像是個犯了錯甚至正在悔罪的人。

　　“我就是‘恨’她，恨她當時為什么不告訴我！”小馬的媳婦兒這樣向塔拉解釋，后者是來自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師事務所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持的援助律師。

　　在塔拉眼中，小馬媳婦兒的這種“自我辯護”，其實是另一種自責，是在為自己作為母親的保護“失守”尋找出口，只是在下意識中，她把對自己的不滿找茬發泄向了孩子。

　　中國科學院保護兒童及家庭心理支援中心主任龍迪博士，長期進行遭受性侵犯的家庭經驗的跟蹤研究。

　　在她看來，國外研究已經證實，遭受性侵犯的經歷并不必然導致受害者的終生心理創傷，家人給予的支持最能減少孩子的心理傷害。反之，家人如果不能給予孩子正向的幫助，很有可能“在孩子傷口上撒鹽”，對孩子造成更嚴重的“二次傷害”。

　　“性侵害發生后，不光是孩子本人，他們的家人也亟須專業的心理干預。可惜的是，專業人員和現有的政策法規，在關心孩子的同時，常常忽視幫助其家人治愈療傷，導致家庭難以給孩子未來健康成長提供有力支持。”龍迪認為。

　　無奈的撤訴

　　在12個受害家庭中，老白的家境屬于下等。因為他們夫婦，始終在家務農，靠六七畝地種玉米謀生。

　　“玉米一年只產一季，按每斤1元左右的價格，1400斤左右的畝產，收入約1400多元。扣除化肥、人工、水電等，一年的總收入在六七千元。”老白告訴記者。

　　老白家有兩個孩子，出事的是老大。按老白的描述，至今為止，女兒仍然膽小怕人，“天一擦黑就不敢出去”。

　　在黃振辛被提起公訴的同時，12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律師，為受害兒童提供了法律援助，其中重要一項，就是代為提起附帶民事的賠償請求。他們向黃振辛及教育主管部門等五被告，為每位被害人提起連帶賠償各種損失約19萬元。

　　“這筆錢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確有出處。其中約18萬元，是心理專家對受害女童逐一測評后，給每人開出的約18萬元的后期心理康復費用。”小田家的代理律師、廣西方園律師事務所吳暉說。

　　四部委《意見》出臺后，吳暉一直關注性侵兒童的心理康復費落實情況，并進行了多方調研。

　　“按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法院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損害和必然發生的損失，而精神康復的費用沒有涵蓋在內。四部委的《意見》，首次將性侵兒童的精神診治費用，納入賠償范圍，這是未成年人保護的最大亮點。”就未成年人性侵案件而言，吳暉認為，相比人身創傷，她們的心理創傷可能更嚴重。

　　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博士，在事發半年后，奔赴當地為這12名受害兒童做過一系列心理測評。在他提供的《受害兒童心理創傷癥狀評估表》中，有三名女孩的心理創傷程度達到5分的最高分值，平均分數為4.7分。

　　在這創傷度最高的三人中，就有遭母親“唾罵”的小馬的女兒。

　　“春風網”是大陸第一個預防性侵犯、援助遭遇者的公益平臺，創始人隋雙戈博士說：“童年時期的性傷害是最嚴重的心理創傷之一，其心理和社會功能的損害往往是長期的，需要盡早和系統的心理干預。”

　　去年5、6月份，12名受害兒童赴銀川做過四五次心理咨詢，這筆費用為每人1800元。

　　“一審開庭時，我們提出了18萬的心理康復費用。依照法律，法院只支持‘已經’發生的費用，所以，走判決，每個受害人只能得到1800元的賠償。”吳暉介紹，18萬元的康復費用很難“一次性”得到解決，后期的康復費用只能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花費一筆索賠一筆，“并且需要向被告人提起訴訟追討”。

　　對于老白和他的家庭來說，在1800元的判決，和5萬元的維穩調解款之間，選擇并不難，因為這筆錢是他家七八年的總收入。

　　“我不要1800元，只想要這5萬元。”老白的聲音聽上去微弱但很堅定。他的選擇代表了更多家長的意見。在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律師們放棄了法律上的突破判例，選擇撤訴并簽訂了調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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