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獲頒諾貝爾獎：為人類作出最有價值的貢獻

　　12月10日，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登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臺，讓我國科技界乃至全國人民再次為之驕傲和振奮。其實，自今年10月消息傳出，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之后，科技界一直在思考：中國的下一個諾獎在哪里？怎樣讓中國科技界出現更多的屠呦呦？

　　屠呦呦獲諾獎顯示中國科技的繁榮進步

　　這是中國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獎項。正如李克強總理在賀信中所說：“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中國科技繁榮進步的體現，是中醫藥對人類健康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體現，充分展現了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

　　2015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前排）出席頒獎典禮。 新華社記者 葉平凡攝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加深，越來越多中國科學家的成果被國際學術同行所熟知。”在祝賀屠呦呦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座談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說，他在出訪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時候，從國家元首到當地老百姓，無不對青蒿素這一克瘧神藥心存感激。

　　據陳竺介紹，他曾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士路易斯·米勒有過一些交流，當路易斯·米勒在談起屠呦呦的貢獻時，眼睛里閃著淚光。還有很多外國科學家，也是懷著這樣的崇敬之情談起屠呦呦，談到中國科學家的貢獻。

　　盡管經過幾代科研工作者的奮斗，我國科技創新不斷取得重大突破，許多成果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卻唯獨與諾貝爾獎無緣。此次屠呦呦獲獎，終于實現了這一零的突破，也在一定意義上體現出我國的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陳竺感慨地說：“中國科技界正處在歷史發展的最好時代。”

　　抗瘧藥研究之路曲折而漫長

　　許多人并不了解，抗瘧之戰由來已久，而抗瘧疾藥物的研究之路也充滿曲折。

　　1978年6月17日，《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青蒿素研制成功的重大報道，并斷言“這是我國醫藥衛生科技人員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發掘祖國醫藥學寶庫所取得的一項重大科研成果，也是繼國際上治療瘧疾的藥物——氯喹后的一個新的突破”。次日，《光明日報》繼續刊發本報記者采寫的文章《深入寶庫采明珠——記抗瘧新藥“青蒿素”的研制歷程》，對青蒿素的研制過程做了全面而生動的解讀。文中提到的“一位新中國成立后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的實習研究員”，就是屠呦呦，而這距今天屠呦呦獲諾獎，竟過去了37年之久。

　　瘧疾不僅是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還嚴重影響軍隊行動，這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有太多例證。資料記載，在越南戰爭中，美軍因瘧疾造成的非戰減員比戰傷減員高出四五倍。為此，美國成立瘧疾專門委員會，組織幾十個機構參加研究。至1972年，美國華爾特里德陸軍研究院就已篩選了21.4萬種化合物，但仍沒能找到理想的新結構類型抗瘧藥。

　　20世紀60年代初期，越南人民軍也同樣遭受瘧疾的困擾。越南領導人在訪問“同志加兄弟”的中國時，向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提出幫助研制新型抗瘧藥的請求。為此，主席和總理指示有關部門，要把“解決熱帶地區部隊受瘧疾侵害問題”作為一項緊急援外、戰備任務立項。

　　記者從中國中醫科學院了解到，我國軍內從1964年起開展抗瘧藥研究。1966年，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藥理研究所設計出防瘧1號、2號片，使預防時間從7天延長到10天至14天。但鑒于任務的緊迫性和艱巨性，1967年5月23日，國家科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在京召開了“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協作會議”，自此拉開了軍民合作，共同研究抗瘧新藥的序幕。項目以開會的日期為代號，稱為“523”任務。之后，先后有七省市全面開展了抗瘧藥物的調研普查和篩選研究。至1969年，已篩選化合物及包括青蒿在內的中草藥萬余種，但仍然沒有取得理想結果。1969年1月21日，全國“523”辦公室主任白冰秋、副主任張劍方及田辛一行三人來到當時的中國中醫研究院（現為中國中醫科學院），邀請相關專家加入抗瘧藥物研究。中國中醫研究院指令中藥所成立了科研組，屠呦呦任課題組組長。也正是從那一刻，屠呦呦與青蒿素結下不解情緣。

　　屠式發現與大團隊合作的機制保障

　　如果說屠呦呦在40多年前發現青蒿素帶有某種偶然性，那么，在成功的偶然中，一定有著某種必然。

　　屠呦呦的執著堅守，是最終成功提取青蒿素的關鍵。據中國中醫科學院資料記載，當時中醫研究院是“文革”重災區，科研工作全面停頓，課題組初期也僅有屠呦呦一人。屠呦呦回憶說，接受重任后心情激動，也深感責任重大。但她堅信，依靠歷史悠久的傳統中醫藥，一定會找到辦法。她從本草研究入手，不厭其煩地收集、整理了包括內服、外用，植物、動物、礦物藥在內的2000多個方藥，又精選編輯了含640個方藥的《抗瘧方藥集》后進行實驗。但之后因種種原因，“中草藥抗瘧”工作難以繼續開展。直到1971年，抗瘧隊伍再次在廣州召開專業會議，周恩來總理對此作了重要指示。自此，屠呦呦重新挑起重擔，重新建立課題組。

　　她說，當時由于丈夫被下放到在云南的“五七干校”，家里孩子小無人照看。為了不影響工作，干脆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在那個時候，絕對是事業第一，生活要給事業讓路的。”

　　終于，在經歷了190次失敗的煎熬后，1971年10月4日，編號為第191號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出現了令人振奮的結果——其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100%。這一成功最終證實了青蒿的抗瘧作用。隨后，多個青蒿素類抗瘧藥先后誕生。

　　在那個年代，聚全國學科優勢大團隊合作的力量，也為青蒿素發現提供了有效的機制保障和平臺。1978年11月28日，在揚州召開青蒿素鑒定會時，主要研究單位就列了6家，主要協作單位竟有39家之多，參加鑒定會的人員達100多人。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缺少先進儀器設備，工作量又如此之巨大，需要這樣的協作保障機制。正如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院士所說：“‘523’項目集全國精英之力，那是一種建立在團隊精神之上的、永遠不會過時的中國特色研究模式。”

　　融合讓傳統醫學汲取營養并綻放光彩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可冀與屠呦呦相識于20世紀50年代。那時他們每天三頓飯都在食堂吃，聊天的機會多。他說，人們只知道，學西醫出身的屠呦呦取得成功是受到中醫藥啟發，但并不了解，她也曾系統地學習過中醫藥。屠呦呦畢業于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但在1959年至1962年，她參加了衛生部“全國第三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如果沒有那三年的系統學習，她可能不會想到從《肘后備急方》里面去找靈感，想到采用乙醚低溫提取這一關鍵性步驟。

　　正如中醫藥的傳統技術方法給屠呦呦以創新的靈感，現代醫學的許多成果，也是中醫藥和現代科學融合的結晶。“醫學發展沒有必要去刻意計較傳統與非傳統、中醫與西醫的區別。”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張其成說。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王慶國談道：“古代典籍中說好的東西，并不是簡單拿來就都可以用，數千年來，中醫基礎理論一直伴隨時代發展向前推進，一刻也沒有停歇。傳統醫學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也需要從當代最先進的理論與技術中不斷汲取營養，才能得到更好的發掘和發展，取得更輝煌的成績。”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姜廷良表示，屠呦呦的成功也啟發我們思考，怎樣更好地探索總結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律的問題。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凱先表示，中醫藥是我國最具有原始創新潛力的領域。國家重大科技計劃中，應進一步加強中醫藥創新研究布局，打破行業和單位的界限，推進傳統中醫藥與現代科技的融合，使之綻放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出現更多的屠呦呦需要什么

　　“獲得這個獎，我并不覺得怎么樣，我倒是覺得青蒿素真正能救命，能讓很多人免于死亡更重要。即使不給我這個獎，但能救很多人，也值。”獲諾獎后的屠呦呦對張伯禮院士說。

　　陳凱先院士在談到屠呦呦獲得諾獎時說，她經歷了多次失敗，但仍堅持不懈，堅持創新，不盲目跟風，不急于求成，這些都是一個科學家非常寶貴的品質。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也在科技界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說，我們的科研到底要干什么？從哪出發？其實簡單概括，科學研究一定要以造福人類為價值導向和根本宗旨。只有真正為人類作出有價值的貢獻，才有可能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陳竺也同樣強調，科學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中青年科學家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放棄追逐那些簡單的數量指標，放棄所謂的光環誘惑，扎扎實實做好學問。

　　“科技創新還需要用改革來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更多的創新提供政策空間。”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劉謙說，創新需要系統集成、聯合攻關、協同合作，需要組織機制的保障。如形成更科學、更符合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評價機制；下放科研評價和人才評價的權力，給科研單位更多自主權；避免科研資源浪費和無效配置等，從而形成最優質的創新土壤，更好地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

　　唯有如此，才能出現更多像屠呦呦這樣勇攀高峰的科學家，才能讓中國早日成為創新型國家。?

　　（光明日報北京12月10日電?光明日報記者?田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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