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官員的監管，還應該立足于常態化、社會化的約束和規范。也即，應當允許民眾對主政官員提出正當的批評，而不是動輒堰塞民意。

　　山東省委原常委、濟南市委原書記王敏涉嫌受賄一案，近日由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中紀委披露，早在1992年，時任山東省委辦公廳秘書二室主任的王敏，就已經犯下了腐化墮落的錯誤。也就是說到他被查的2014年12月18日，王敏被“帶病提拔”的歷史長達22年。顯然，類似“帶病提拔”的高官并非王敏一例。

　　2014年，習近平在談到干部選拔任用時指出，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眾不斷反映，但那里的黨委和組織部門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沒當回事，讓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來，豈非咄咄怪事！王岐山也曾強調，“帶病提拔”是中央巡視組在選人用人問題上，要重點巡查的問題之一。

　　那么，“帶病提拔”的咄咄怪事又是怎樣發生的？又將如何避免？

　　官員提拔升遷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情，也是多種作用力發生影響的結果。在官員落馬之后，回望其一路升遷的過程，可能會看得很清楚。但在具體的現實情境中，顯然沒有那么簡單直接。這其中，既與干部考察、任命存在一定的盲點有關，卻也不排除彼時整體的社會環境對官員政治生命的影響。

　　何況，如果“官本位”主導了一切社會資源，官員身上往往籠罩了太多光環，任何機構、部門乃至具體負責的人，很難對一個正在走向“上升臺階”的官員說不。以王敏而言，在其身任省委秘書、仕途一路飄紅的當口，很難將他攔住。記得早前“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個相對封閉的權力結構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只見他安排別人，誰又能攔得住他不斷升遷的腳步？

　　可見，解決問題的根本仍在于改變權力的封閉，并以常態化、社會化的監管，約束、規范不羈的權力。

　　其一，干部的評價考核不應該完全取決于上級，而應該參酌民意。既然群眾早有反映，那就不妨把問題調查清楚，清者自清，只有經過嚴格的民意調查程序，才有可能在最大可能純潔隊伍的同時，傳導給社會以積極的、正向的信號。反之，罔顧民意，急慌慌提拔任命，必然會給組織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并劣化社會情緒。

　　其實，目前的制度設計并非沒有組織考察這道程序，只是在很多時候，這一看似嚴格的程序已經被虛化，甚至淪為體現領導意志的工具，走過場，耍花槍。預設主題，預定人選，嚴格控制意見的表達，也因此，這樣的民意采集不可能真正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如何讓民意對官員升遷起作用，值得深思。

　　其二，對于官員的監管，還應該立足于常態化、社會化的約束和規范。也即，應當允許民眾對主政官員提出正當的批評，而不是動輒堰塞民意。這并非是干擾理政，恰恰是對為政得失的一種糾偏。如果一個地方只有附和的聲音，而鮮有質疑乃至議論，官場的閉環就不可能打破。據報道，蘇榮主政江西時，不切實際地大搞綠化工程，勞民傷財，盡管百姓議論紛紛，屬下官員卻一味迎合，結果給當地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損失。

　　說到底，有病治病，惟有及時發現問題并及時處理，才有可能治病救人，也可使當地經濟社會免于一而再的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