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2016年“兩會”前瞻】
作者:中國國際發展研究網絡主席、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原來的中央和地方集中一體的格局逐漸轉變成權力相對劃分的分權化格局。地方政府憑借其獲得的權力,動員各種資源,在中央政府的戰略布局下驅動了中國30多年的高速發展。盡管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與地方政府有一定關系,但不能否認的是,中國的發展無法離開地方政府,這是中國快速發展轉型的重要經驗之一。
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構成了學者稱之為的“發展型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特定的政治體制條件下,地方政府在對上對下兩個維度上長期扮演“代理人”角色——既要完成上級任務,還要滿足群眾的需求。上個世紀的很長一段時間,農村提留、計劃生育等工作,使地方政府兩頭為難,干群關系處于緊張狀態。優先發展經濟因而成為地方政府突破“二元代理困境”的最佳方案。這是因為,經濟增長優先以及大眾普遍受益的結果,極大地優化了地方政府的政治行為,也使地方政府擁有了發展業績的正面形象以及前所未有的權威及資源。在此階段,地方政府的總體形象是正面的。
新世紀以來,農村稅費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調整以及中央轉移支付等政策,使約束地方政府行為的因素迅速減少。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地方政府隨之贏得更大的權力和權威空間,其作用急劇膨脹。事實上,在過去10多年,雖然地方政府依托土地經濟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但其親資本傾向也日益嚴重,權力與經濟活動的交互影響,造成了經濟權力化,滋生了大量的尋租空間。與此同時,民眾的權利訴求開始公眾化,而地方政府對權利訴求處理時有不當,斷層開始出現開始,地方政治生態迅速惡化,發展型地方政府的形象也開始負面化。其實質是地方政府行為出現了可能脫離其維護社會公平基本職責的傾向。
在反腐戰略的推進下,地方政治生態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但是,在新的條件下培育地方政府新的政治生態,需要新的資源供給。在此之前,地方政府正向業績的資源供給包括上個世紀的發展農業、鄉鎮企業、招商引資,以及本世紀以來的城市化和創新發展。目前,在中央決定轉變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需要新的資源重塑其形象。精準扶貧正好提供了這樣的資源供給。
由于長期的經濟增長優先的經驗路徑依賴,如果僅僅按照一般性的要求,地方政府很難轉變其行為。因此,中央運用了超常規的制度性手段,要求扶貧工作按照目標實行五級書記掛帥,同時出臺了十分苛刻的目標考核辦法。目前,這種制度性壓力開始層層傳遞,出現了明顯的正向政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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