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總在法學院本科生中搞一個問卷調查:“你為什么報考法學院?”來自農村的許多同學都會直言不諱地說:“因為家里人經常受到村干部欺壓,所以報考法學院,將來有機會出人頭地了,非去整治一下那些基層土皇帝。”因此,中央“‘老虎’‘蒼蠅’都要打”的反腐敗方針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多數人都是從基層長大的,基層的生活環境常常影響他們一生的價值觀念和道路選擇,基層生活經歷常常決定他們的基本素質。

　　多個調研報告顯示,近年來村干部腐敗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兩委一把手”(黨支書、村委會主任)犯罪占據村干部職務犯罪的80%以上。這表明如何管住一把手是我國整個政治體制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我國是一個趕超性現代化國家,必須集中力量辦大事,因此容易出現強化“一把手”權力、偏重任用能人或強人等問題。第二,窩案在村干部職務犯罪多數中占較大比重。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擁有決策權,而會計是具體的經辦人,他們長期工作在一起,容易形成犯罪集體,一人腐敗容易導致集體腐敗。第三,貪污案件占據村干部職務犯罪的六成以上。近年來上級政府不斷加大對偏遠農村的扶貧力度,各項惠農支農補貼、種糧直補、移民房改補助、政策補償等資金都通過村集體發放,一些掌握著項目資金管理使用權的村干部,想方設法從中截取不法利益。

　　顯而易見,解決村干部腐敗對于解決我國政治體制里存在的腐敗問題,具有很強的先行試驗意義,可以考慮從以下措施做起:

　　第一,從實際情況出發,不能機械地理解村民自治,而要承認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能要采取一些由上而下推進鄉村民主法治建設的變通措施。比如,選派一些優秀大學生擔任村官,是針對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年富力強、文化素質較高的青壯年多數外出務工或經商,只剩下老人、兒童、婦女等留守人員,農村空心化現象凸顯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但這一措施卻與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關于行政村的干部一律從本村村民中選舉的有關規定相抵觸。怎么辦呢?還應是修改法律,從實際效果出發,接納大學生當村官的做法。再如,“村賬鄉(鎮)管”也未必符合村民自治的法律規定,但對一些矛盾重重、而且一時難以化解的村莊,實行“村賬鄉管”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過渡措施。因此,不管是選派大學生當村官,還是實行“村賬鄉管”,都是為了解決眼下村里人才短缺、農民有“外面的和尚好念經”這一傳統心理而采取的一種過渡性安排。

　　第二,對村委會干部實行限任制。從一些地方村干部腐敗情況來看,村干部年齡大、任職時間長是一突出原因。2月18日《人民法院報》刊載的《加強改革發展措施,杜絕農村干部腐敗——廣東梅州中院關于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的調研報告》顯示:在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廣東梅州法院系統審結的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62件89名被告人中,50歲以上的有66人,占74.16%,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41歲,平均年齡58歲；同時,村干部任職時間普遍較長,在89名被告人中,擔任村干部時間超過35年的11人,占12.36%；20年以上35年以下的29人,占32.58%；10年以上20年以下的23人,占25.84%；10年以下的26人,占29.21%,任職時間最短為6年。因此,應該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限制村委會負責人、村委會成員最長任職年限,連選連任最長不得超過3屆,設置任職年齡限制,防止出現家長作風、村霸等問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領導干部沒有完成法定任期就被調走,而村干部中存在的問題則是沒有任期限制,導致長期任職。這兩種極端情況對廉政建設的具體影響,值得研究。

　　第三,完善對村干部的激勵約束機制。從激勵方面來說,需要完善村干部提拔任用及保障制度、工資穩步增長制度和農村干部養老保險制度,采取組織考核、民主推薦、公開選拔等方式,將工作年限較長、綜合素質較高、工作成績出色的村干部選拔至鄉鎮機關,或積極推薦為各級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培養一批新形勢下的鄉賢,把傳統的鄉紳治村、熟人社會德治等與現代民主法治相融合。從約束機制方面來說,要按照中國現代化總體上是“從上到下”推動、“上下聯動”的規律,完善鎮村督促指導制度,鄉鎮黨委政府要加強對村基層組織的指導、監督、管理,幫助村委建立健全規范化、操作性強的村民自治條約,指導村集體設立村監事會,建立鎮、村委會干部違規操作責任追究機制,加強鎮村之間的相互監督。要實行審計監督,建立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對村委會賬目每年進行審計,對村干部進行離任審計,重點對財務收支情況實行審計監督,健全農村財務工作的規章制度,如民主理財制度、現金管理制度、財務審批制度、集體收入分配制度等,通過制度規范財務工作。要積極探索新時期農村民主監督方式,加大財務公開力度。成立村民民主理財小組,參與財務管理,集體重大事項由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定期對村干部使用資金情況進行審核。

　　我國農村目前面臨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農村人口在重組,產業在調整,環境在變遷,治理方式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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