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記者趙貝佳

　　近年來，無論是老城治理還是新城規劃，留給“路邊攤”“臨時集市”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這些流動攤點串起了大街小巷，為市民提供便捷的服務。但與此同時，流動攤點也存在無序經營等問題，引發消費糾紛、影響市容市貌。

　　在“迎著需求走，做好供給側改革”這篇大文章中，對流動攤點的治理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相關管理部門既要依法整治、根除頑疾，也要重視民意，保留合理必要的供應。

　　流動攤點該何去何從？請看記者的調查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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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攤點，移動的“便利店”

　　滿足市民需求，提供就業機會

　　“來個煎餅，不要蔥花不要辣。”每天清晨，在城市街邊、地鐵站出口，都有許多小白領圍在熱氣騰騰的小推車食攤邊，等待自己的早餐。

　　除了早餐的豆漿油條、宵夜的烤魷魚烤冷面，路邊攤還會售賣水果、蔬菜和其他生活用品。家住北京西城區的陳薇經常光顧小區門口的流動攤位，“這多方便啊，回家路上就能把晚上和明天的菜都買了。要是撤了這地攤，還真是不方便。”

　　“下班晚了，就得找這些流動攤填飽肚子。”住在北京回龍觀的黃曉萌表示，雖然很多便利店和飯店也營業到深夜，但其位置的固定性決定了是“人找店”，而流動攤販則是“店找人”。“一次上班路上，我覺得鞋子磨腳疼，沒走幾步，就在路邊攤上發現了鞋墊。這些攤位就像‘移動的便利店’，他們能揣摩透你的需求，帶著‘供給’過來找你。”黃曉萌感慨地說。

　　如果沒有了流動商販，老百姓生活會受多大影響？陳薇覺得消費的便利性將大打折扣，“想吃水果，我就得繞遠去菜市場，或者去超市。這樣買到的東西會更貴，而且也沒家門口賣的新鮮。”

　　北京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講師楊旎認為，流動攤販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隨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市民的部分生活需求難以被有效滿足，流動攤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需求空白，讓市民消費更方便且成本低廉。

　　流動攤點不僅平衡了供需兩端，還能勾起人們內心溫暖的記憶。小攤暖黃的燈光，烤紅薯的香味，小區里“磨剪子嘞搶菜刀”的叫賣，都能讓人們感受到生活的溫馨。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指出，流動攤點讓大街小巷變得有活力、有魅力，而不是樣板化的千城一面。“有小貨攤的地方就有人群、有互動，會帶來信息和資源的交流。路邊攤讓人覺得城市不只有鋼筋水泥，還充滿了人情味兒。”

　　人情味兒還體現在，流動攤販多為就業困難的弱勢群體和流動人口，有了攤位，就有了收入來源。北京金臺西路地鐵站口的早點攤主，是上個月剛從河南來北京的姐弟倆，對他們而言，早點攤就是養家糊口的“命根子”。芍藥居地鐵站口賣春餅的李大爺幾年前和老伴兒從東北來北京，“兩個兒子都在廣州打工，掙得少，顧不上我們，俺倆的生活全靠這個餅攤了。”

　　“流動攤點有重要民生意義，解決了部分人群就業難的問題。”于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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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位不大，問題不小

　　從“便民”到“利民”，流動攤點亟待規范化

　　市民對流動攤點的意見也不少。大部分受訪者表示，路邊攤雖然“便民”，但離“利民”還有一定差距。

　　不少市民對食品質量表示了擔憂。黃曉萌說，路邊攤確實方便，但卻讓人不放心。“我老怕他們用的油、面等食材質量不好。相比之下，固定攤位的食品質量更值得信任。”

　　“流動攤販是不是都沒有衛生許可證啊？”陳薇懷疑道，“上次在軍博附近買煎餅，吃了之后胃里難受了一天。后來想想，可能是因為離火車站近，人來人往，商家不圖回頭客，所以衛生安全更沒保障。”

　　此外，流動攤販還對路面衛生和道路交通造成了影響。攤位往往集中在人流量大的路段，越是上下班高峰時段，生意越紅火。攤邊人頭攢動，行人可就犯了難。“每天早晨從金臺西路地鐵站一出來，我就能聞到早點攤煙熏火燎的味道。路本來就不寬，攤位擺得混亂，排隊的人把道都占滿了。地面又油乎乎、黑漆漆的，走上去直打滑。”公司職員馬先生無奈地說：“要是流動攤販也能規范化就好了。”

　　其實，商販們也期待能被納入規范管理。李大爺感嘆道，“守著春餅小攤，每天都提心吊膽的，怕違規怕罰款。我也想安定下來，就是不知道該怎么辦。如果能劃分固定的區域給我們做生意，即便付一定的租金也可以。”

　　實際上，為了規范流動攤販，各個城市沒少花心思、費力氣。

　　楊旎指出，近些年針對流動攤販的管理政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拉網式站街巡查為主，對所有無經營執照的流動商販進行取締。第二階段是2009年前后多地實行的“疏堵結合”式管理。

　　其中有“半合法化”的方法，即在有需求、有條件的空間，限時限地設立“疏導區”、社區便民菜站等，對流動攤販定時定點管理，實現便民的“一刻鐘生活圈”。“例如北京西二環官園批發市場的早市。每天早6點到8點時段，允許流動攤販在批發市場門口的空曠地帶設攤，攤販只用支付很低的清潔費用作為管理費。”楊旎說。此外，還有“完全合法化”的方法，例如杭州等地對符合資格條件的攤販頒發許可證，將其“收編”為個體工商戶管理。

　　然而，這兩種方法各有不足。據楊旎分析，雖然“半合法化”的方法短期內解決了環境衛生、交通擁堵、方便市民等問題，但仍然觸及不到流動攤販背后的三大重要問題。

　　食品安全方面，由于城管無相應職權和技術手段檢查、監督流動攤販的商品質量，以次充好、假冒偽劣的狀況依然存在。

　　市場秩序方面，“半合法化”的流動商販，和疏導區外的有照商販間存在不公平競爭；此外，便民生活圈會形成“虹吸效應”，吸引更多流動人口從事流動攤販工作，增加城市管理壓力。

　　管理合法性方面，在“條塊分割”的城市管理體制下，雖設了經營區，卻沒人管。“疏導區內的攤販無法取得工商營業執照，合法性得不到認可。而工商、食藥、衛生等部門，則以疏導區雖符合相關政策但其設立并不合法為由，不承擔監管職責，造成了區內監管真空。”楊旎解釋道，這正是流動攤位雖然“便民”卻不夠“利民”的原因，“一旦老百姓和攤販發生糾紛或者食品安全事故，難以找到監管責任主體。”

　　“完全合法化”的方法在楊旎看來，是傳統管理思路的延續，雖然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實際影響面和效果卻不理想。

　　精細化服務，法治化管理

　　便民商販和城市環境，能夠“兩全其美”

　　針對路邊攤，到底有沒有兩全其美的好法子，既能利民便民，又能有效管理，使其健康發展？

　　于海表示，合理規劃流動攤點，國外有不少好點子。社區居民自發組織的跳蚤市場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加拿大生活過一年。曾在舊貨市場用1加元買到了原價50元的書。這不是正式的市場，但是特別受居民歡迎，一方面活躍經濟，增加大家的收入；另一方面活躍社區生活，促進居民互動往來。”

　　中國傳媒大學公共管理系講師郭海英有過在美國生活的經歷。她認為，流動攤販是現代國家城市治理面臨的普遍性社會問題。社區市場、庭院售賣等，由于活動規模較小，很少會產生糾紛。如果涉及長期經營，必須要依法辦理營業執照。各國政府部門在頒發經營許可證時，會對申請對象進行資格審查，限定擺攤的時間和地點。有的國家會劃分不同區域，如絕對禁止區、限制經營區以及允許經營區等，進行分類管理。

　　各國發展程度不同，在解決流動攤販的問題上，方法思路也各有側重。郭海英指出，中國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期，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很多不足。目前經濟發展相對趨緩，正是靜下心來解決社會管理問題的好時機。針對流動攤販，可以采取法治化、精細化、社區化三種方法進行管理。

　　法治化，即先以法規范，再依法管理。要嚴格執法，但管理方式可以更加靈活、多元，適當簡化現行的攤販登記制度。楊旎對此表示贊同，“流動攤販治理難，是因為目前過多依賴審批等傳統行政手段。按照‘條塊分割’的職能部門許可證來管理商販，肯定收效甚微。我們需要認識到，真正的問題不是商販有無執照，而是如何便民利民、保護弱勢群體。”

　　精細化，即利用大數據進行數據監控與分類的管理，在執法過程中考慮不同區域、不同類型流動攤販的性質和特點，細化工作方法，鞏固治理效果。

　　社區化，即兼顧生存和秩序需要，持續推行人性化、科學化的分類治理模式。聽取居民意見，整合社區資源協同參與治理。郭海英強調，相關部門應調整思路，先將流動攤販視為“服務對象”，再作為“管理對象”。

　　“應該把攤販也當作城市的主人，賦予權利和義務。而不是簡單將其視為被整治對象，‘一刀切’式取締。”于海認為，治理的關鍵，在于鼓勵商販一起參與維護城市環境。“以開放的心態正視流動攤販的存在，并將其納入城市發展規劃。我們應想辦法幫助流動人口解決就業、子女教育等問題，讓他們慢慢接受城市的經營習慣，提高守法意識，不再去來路不明的地方批發食材，自覺打掃攤位周邊路面。”

　　流動攤販要管得住，更要管得好。于海表示，真正的城市之美不在于整齊劃一的街道，而在于包容和活力。“在奧地利薩爾茨堡，莫扎特故居前的廣場就是集市，吃的用的什么都賣，但是一到規定時間，攤主們都自覺把地面收拾干凈。晚上，同一個廣場就能舉辦莫扎特音樂會，人間煙火和高雅藝術實現了完美融合。攤點既帶來了便利，又不破壞環境，可謂兩全其美。”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尊重城市發展規律，邀請市民共同參與建設。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環境、文化特色等“基因”。流動攤販，是城市“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車水馬龍中的熱豆漿、轉過街角的玫瑰花，賦予了城市人情味兒，讓城區“活”了起來。采訪中許多市民和專家表示，為留住這份人情味兒，城市應該多一些理解和包容，為攤販創造融入的條件和共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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