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商業賄賂法網日益嚴密 倒逼企業重新審視政商關系

　　《2015—2016中國反商業賄賂調研報告》發布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不斷深入推進。今年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明確指出：“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的決心沒有變，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的目標沒有變。”

　　反腐敗大趨勢，也給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帶來一系列挑戰和期許盼望。隨著大量貪腐官員的落馬，牽涉其中的企業家也受到影響。反腐大趨勢也在瓦解舊的政商關系，以賄賂官員取得競爭優勢的成本大大提高，守不住底線的企業家隨時可能身敗名裂。也正因這一關系，在反腐敗工作中，反商業賄賂顯得格外重要。

　　近日，《2015—2016中國反商業賄賂調研報告》出爐，其中記錄了由法制日報社所屬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方達律師事務所發起的中國企業的反商業賄賂調研。此次調研主要以調查問卷、深入訪談、大數據分析等方式進行，共回收有效問卷277份，從企業所有制類型(國企、外企、民企)、企業所屬行業、企業規模(人數多于500人的大中型企業、少于等于500人的中小型企業)三個維度，對企業或其員工遇到的反商業賄賂執法情況、企業反商業賄賂合規現狀和執法變化趨勢與漏洞進行了分析。

　　反商業賄賂法網日益嚴密

　　商業賄賂在腐蝕個別政府官員的同時，也破壞了社會商業誠信體系，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無疑比一般暴力型犯罪更大。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商業賄賂不正當地排擠競爭對手，損害競爭秩序，破壞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妨礙了市場機制的健康運行。2016年全國“兩會”也將反腐和打擊商業賄賂議程提到了新的高度。

　　“報告”認為，2015年以來，我國的反商業賄賂立法進一步完善，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刑法修正案(九)、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現。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九)，這部修正案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報告”認為，刑法修正案(九)對有關賄賂犯罪的條文進行了多處修改，突出改變以往“重受賄、輕行賄”的誤區，加大了對行賄罪的處罰力度。修正案提高了對行賄人免除處罰的條件，對可以從寬處罰的條件進行了嚴格限制；增加了對行賄人并處財產刑的處罰；同時增加了“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的新罪名，擴大了對行賄的打擊范圍，解決了以往大量存在的對領導身邊人行賄的問題，以期從源頭上遏制和預防賄賂犯罪。

　　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明確了商業賄賂的概念，賦予執法機關更加明確的執法管轄權和監督檢查手段，強化了執法機關的執法權力，加大了對商業賄賂行為的處罰幅度，將第三方協助違法的行為納入打擊范圍等。

　　除立法工作外，一系列反商業賄賂的制度也在建立。

　　“報告”認為，我國正在逐步建立以信用監管為核心的新型市場監管制度，力圖達到企業“一處違法、處處受限”的威懾力。2016年4月，國家工商總局頒布的“失信企業黑名單制度”落地實施。因不正當競爭行為(包括商業賄賂行為)兩年內受到三次以上行政處罰的，將被列入“黑名單”。工商機關將通過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將失信“黑名單”上的企業對外公示。在5年公示期限內，企業將被列為工商重點監督管理對象。被列入嚴重違法失信企業名單的企業法定代表人、負責人，3年內不得擔任其他企業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

　　據了解，2016年年底前，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將基本建成使用。截至目前，全國31個省級工商、市場監管部門已經建立了區域性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有17個省份依托工商部門建立了企業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收集的企業信息總量已超過2億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在不斷推進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在行賄多發的工程建設領域和招投標環節，查詢行賄檔案系統成為必要條件，對行賄犯罪記錄人作出多種限制，一方面加強社會監督，另一方面提高行賄犯罪違法成本。最高檢、公安部、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于保護、獎勵職務犯罪舉報人的若干規定》，從保密措施、反報復、獎勵金額三個方面加強對舉報人的保護和鼓勵，發動社會力量參與反腐敗行動。

　　同時，行政執法領域的反商業賄賂檔案制度，包括失信企業“黑名單”、醫藥購銷領域“黑名單”等制度不斷完善和加強。2015年，國家衛計委等9部門開展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專項治理工作，要求開展行業信用評價、信用建設和信用培訓工作，完善醫藥購銷不良信息記錄采集平臺，加強企業信用信息公開和公示。

　　“報告”預測，未來，隨著部分地區工商部門與食藥監部門、質量監督等其他部門進行合并，組成市場監督管理局，對于商業賄賂的行政執法力度必然進一步加強。

　　反商業賄賂執法日趨嚴格

　　在不斷完善反商業賄賂立法的同時，反商業賄賂執法工作也在不斷推進。

　　“報告”對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兩會”上所作工作報告公布的數據進行了分析，數據統計結果顯示：針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立案偵查情況看，2014年、2015年相對于2013年而言，案件數量以及涉及個人的數量都有所增加。查處行賄人的數量呈逐年明顯上升趨勢，并且查處行賄人員數相對于查處受賄人員數的比例有很大提高，其中，2013年查處的行賄人員數占受賄人數比約為30.5%，而2014年和2015年明顯上漲，占比分別約為55.7%和62.2%，可以看出司法機關對行賄行為的打擊在不斷加強。

　　從行政執法角度看，2016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了2013全年、2014全年以及2015上半年全國工商行政管理系統商業賄賂案件查處數據。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2015年上半年工商系統商業賄賂案件查處數量下降明顯。雖然2013年以來全國案件查處數量有所下降，但個案平均案值及平均罰沒款數均呈上升趨勢。

　　“報告”分析認為，當前工商系統面臨深化改革、體制調整和機構合并。一些地方對省以下工商行政管理垂直管理體制進行了調整，實行了屬地管理，由以前省級工商機關直管市、縣工商機關，變成了由各級地方政府管理，以便于地方政府及時整合不同部門執法力量聯合辦案。在政府機構改革中，部分地方工商部門與其他一些部門進行了合并，如食藥監部門、質量監督檢查部門，組成了市場監督管理局。在體制調整、機構合并這樣的行政改革背景下，工商機關的人權、財權、物權都會進行相應調整，對工商行政執法造成了一定影響。不過，在改革結束后，特別是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通過后，隨著立法上對商業賄賂的處罰力度加大，預計會迎來新的一波執法高潮。

　　反商業賄賂執法日趨嚴格，不僅可以從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查辦案件數量中看出，也可以從企業人員接受調查的情況得到印證。

　　反商業賄賂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015至2016年度，近13%的企業或其員工曾因商業賄賂接受過行政或刑事調查。國企、民企、外企或其員工都有曾被刑事調查和行政調查的經歷，其中，外企被行政調查情況最多，國企受行政處罰情況最多，民企則是被刑事處罰情況最多。從企業規模來看，大中型企業遇到反商業賄賂執法的情況要比中小型企業多。從行業的角度來看，醫療與健康、快消品與食品、房地產與建筑、制造業、金融與投資行業仍然是遇到反商業賄賂執法的高風險行業，這與多年來，工程建設、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及資源開發和經銷等為執法機關商業賄賂重點監管領域的情況相吻合。

　　調查發現，無論企業規模大小，第三方違規行為、不當折扣及現金返利和未能準確入賬是企業遇到反商業賄賂調查或處罰的主要原因。外企由于第三方的違規行為、不當折扣及現金返利原因被調查的情況遠高于其他原因；對于國企、央企來說，禮品也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執法起因；民企則因為第三方違規行為及給予的其他經濟利益未能準確入賬遇到調查的情況最多。

　　從行業來看，對于醫療與健康、金融與投資、快消品與食品三個高危行業而言：醫療和健康行業因經銷商或代理的違規行為、不當折扣、現金返利及給予其他經濟利益未能準確入賬而受調查或處罰的現象突出；金融與投資行業因未能準確入賬及禮品問題引起的調查和處罰現象突出；快消品與食品行業因不當折扣、現金返利、第三方違規行為和進場費、陳列費、堆頭費等原因受到調查和處罰的現象突出。

　　對于2015至2016年度執法頻率，近半數的企業認為是保持原狀、沒有太大的變化，約9%的企業認為執法越來越頻繁，約8%的企業認為有所減少，還有近35%的企業不清楚執法頻率的變化。從企業性質、規模角度統計，反映出來的趨勢與總體統計的趨勢是一樣的，但醫療和健康行業反映執法越來越頻繁的企業約23%，遠高于其他行業。

　　企業進行反商業賄賂調整

　　日益完善的立法、日趨嚴格的執法在不斷壓縮商業賄賂空間，有利于反腐敗工作的深入推進。不過，對企業來說，反商業賄賂力度的加大，也意味著壓縮了灰色經營空間，企業是如何看待反商業賄賂工作的？

　　針對刑法修正案(九)、行政訴訟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對企業的影響，調研團隊也進行了問卷調查，共回收316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277份。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刑法修正案(九)出臺后，70.1%的受訪企業做出了反商業賄賂合規方面的調整，其中最普遍的措施包括完善內控與合規政策、進行相關培訓和合規調查。具體而言，77.5%的外企進行了合規舉措的調整，63.4%的國企和60%的民企也做出了反應。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一些國企已經走出國門，部分國企還增加了對海外子公司的反腐敗調查。

　　問卷調查還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同類型、規模、行業的企業都普遍認為刑法修正案(九)有積極影響。積極影響包括公司領導層對于合規更加重視(63.9%)、有利于促進形成業內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43.3%)、公司分配更多的資源給合規工作(22.4%)。特別有國企指出，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有利于降低海外投資風險(0.3%)。

　　不過，也有受訪企業認為，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會帶來一些消極影響，比如企業可能面臨反商業賄賂調查或處罰的風險(3.6%)、商業機會縮水(2.9%)以及業績目標難以達成(1.8%)。

　　從企業類型上看，約一半的國企和外企均認為，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使得企業領導更加重視合規。外企對于該修正案可以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抱有更高的希望。同時，僅有極少數外企認為該修正案有消極影響，其中僅0.7%的外企認為可能會增加業務達成的難度。

　　至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對反商業賄賂的新規定，約有26%的企業認為自身可適應，其余的企業表示需要建立或者完善合規制度。其中，約64%的外企表示需要建立或者完善合規制度，而表示需要建立或者完善合規制度的國企及民企高達約85%，其中約23%的民企仍然完全沒有反商業賄賂的合規體系與機制。

　　調查發現，修訂后的行政訴訟法對反商業賄賂執法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企業對此體會最深。調查發現，約半數受訪企業認為執法程序更加規范，有近五分之一的企業認為救濟方式更加便捷，并且有近15%的受訪企業認為執法結果更加公平。較多的民企認為，在救濟方式上以及執法結果上有了很大的進步。總體而言，大部分企業看好行政執法變化，但也有35%左右的企業認為是紙上談兵、沒有太多的變化，其中快消品與食品行業持這一觀點的企業占到55.6%。

　　反商業賄賂執法還存在哪些漏洞？約半數受訪企業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漏洞最為突出：過于寬泛的執法自由裁量權、執法不透明、缺乏實際有效的救濟途徑。

　　不同規模的國企、民企、外企均反映了以上問題，其中超過一半的受訪外企認為存在過于寬泛的執法自由裁量權、執法不透明。整體而言，經歷過最多行政執法的醫療與健康行業，對這些問題的感受比其他行業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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