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楊絳先生與世長辭，享年105歲。作為中國最著名的人瑞、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以及身為錢鐘書先生的夫人，被稱為“最賢的妻”，與錢鐘書的一生是彼此成全的典范。在有關部門發布正式消息之前，社交媒體及自媒體人便爭先恐后地發布信息、表達哀思、抒發文化之情愁，一是轉發先生辭世新聞，二是表達對于楊絳“我們仨”在另外一個世界團圓的感嘆，三是喟嘆“斯文一去兮，舉世皆渾濁”。在我的閱讀中，楊絳和錢鐘書的文字帶給我諸多快樂和反思，當然我也不諱言他們在現實和文壇上也有敵人，他們不似魯迅先生的宣烈筆戰，而多迂回和反諷。楊絳先生的辭世，在我看來，確實是民國學人又一段風流的湮滅。人生如寄，浮游天地。長壽如楊絳，短命若李賀，同歸大化。“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蘇軾說得好，既然是行人，他人議論紛紛，或有不稱意，也是當然事。

　　媒體早從《楊絳全集》的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了解到，楊絳生前就曾對責任編輯胡真才說過：“如果去世，則不想成為新聞，不想被打擾。”人文社亦透露，楊絳生前有遺言“火化后再發訃告”。容我有些冒犯的評說，除非楊絳先生至親和有關部門堅決徹底地采取保密措施，否則無論如何也難以做到消息屏蔽，尤其是中國人在朋友圈中向來以緊張的面孔追逐著一切，楊絳先生的存在，從某種角度上講是不由自主的網紅，她沖淡、睿哲的文章（包括很不少的偽作）在流轉，她老人家的辭世定然是網絡大事件。果不其然，5月25日華語網絡的關鍵詞便是楊絳。當事人試圖“悄悄地離去”這一至臻念想，也難以阻擋民間一浪又一浪的悼念。與民間滔滔的喧囂不同，官方媒體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發出新聞稿，受制于楊絳本人的意愿和有關部門的正式公布。不過，坊間都清楚地知道，如楊絳這般大家公認的知名人物，他們的訃告和深度專題等，早有預案文本，否則便是新聞機構的不稱職，且看網絡媒體已經在第一時間推出大塊文章便可證明。天下新聞，唯快不破，楊絳辭世作為公眾事件，應該盡快被大眾所知，哪怕當事人別有要求，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也絕對是不對等的、無法完成的“單方向精神契約”。

　　1997年獨女錢瑗、1998年丈夫錢鐘書先后離世后，楊絳一直閉門深居，她曾經寫下“我們仨，再無生離與死別”的文字。如今，楊絳終于和錢鐘書、錢瑗團圓。楊絳生前有向組織要求“去世后，不開追悼會、不受奠儀、至多七八至親送送”，顯然與魯迅先生的七條醫囑很有些相似，我們難以揣測追思儀式如何操辦，相信民間一定會有規模不一、連綿不絕的活動，以閱讀為名的紀念，才是符合楊絳先生文學人格的追憶范式。魯迅要大家忘記他，卡夫卡讓老朋友燒了他的著作，楊絳說至多七八至親送送，真正有良心的作品和他們的讀者，都難以做到彼此忘卻。當前的社會人，依然需要通過外在形式來表達內心精神訴求時，楊絳希望自己的去世“不想成為新聞，不想被打擾”的愿景，便難以實現。朋友圈的緬懷（即便有部分人不過是跟文化的風，也至少是媚雅），是民意流動的江河。如楊絳先生般高山流水，知音如何能缺，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一種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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