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超市偷東西，為什么只偷一只雞腿？5月31日晚，南京玄武警方抓獲一個奇怪的小偷，牽出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辦案民警甚至發朋友圈稱，這是自己抓過的最讓人心酸的小偷，并倡議大家給孩子捐款捐物。不到三個小時，1.6萬人次捐款金額已超30萬元。（6月2日《北京青年報》）

　　這又是一個既心酸又令人感動的故事。“最心酸的兒童節禮物”，無奈做小偷的母親，迅即贏得廣泛的同情，雞腿變成愛心捐款，最終收獲“最幸運的兒童節禮物”。愛心創造奇跡，讓一個母親、一個孩子、一個家庭走出了困境，不在人性善惡的邊緣徘徊。這只是個案，還有更多與這個孩子、這個母親相類似的情形，又該如何擺脫困境呢？

　　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托底”故事。因為種種原因，總有一部分群體會陷入困境，在家庭無力負擔之時，需要來自政府和社會的關愛和幫助。諸多的事件證明，社會不缺乏愛心，但是，又不得說這些愛心更多的時候還是基于最原始的同情，與來自公共救助的缺位一樣，都存在制度內驅的不足，被救助帶有或然性，這也無形導致求助對媒體與網絡的依賴，對微博微信求助的單一迷戀。

　　公民不幸陷入困境，真正需要的是制度性托底，即能夠尋求到理所應當幫助的途徑與機構，由機制來解決問題，給予救助、救濟。成熟的托底制度，既包括較高水平的公共保障機制，即合理的醫保、社保，較全面的政府救助機制，如特困救助、大病救助等等，還包括成熟的公益體系，即公益慈善救助，由政府與社會組織用責任編織起嚴密的網，基于類權益保障的托底，而不是簡單基于心酸、同情的“施舍”。

　　當然，健全制度性托底體系并非一日之功，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培育進程密不可分。應該說，這些年的進步還是有目共睹，比如，“刻章救妻”事件之后，公共保障與公共救濟制度越來健全，醫保報銷范圍逐步擴大、報銷比例不斷提高，大病救助得以實施。無獨有偶，在“最心酸兒童節禮物”故事發生的當天，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部署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將困境兒童納入政府的供養、醫療、教育的保障范疇內。如，個案劉金霞的孩子，將可享有基本醫保繳費補貼，醫療費報銷比例可以提高，并給予應有的大病救助等等。社會公益也得到更大發展，《慈善法》完成立法，即將實施，公益慈善組織發展環境將會更加寬松。總之，“心酸”與“感動”不會總是托底的滋味，公共保障、公共救濟與公益求助，形成完整的體系，必然會為共有的生命尊嚴筑起更牢的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