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大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的扶貧思想。經過三年多來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精準扶貧”思想不僅是我國當前扶貧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而且具有豐富的理論品格,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實現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政策保障。
“精準扶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揭示了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一無所有,會使得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工人僅能獲得生存工資。隨著資本積累的加劇,工人與資本家的財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反貧困思想。建國初期,毛澤東意識到整個中國特別是農村還非常貧困落后。如何消除貧困、發展生產力呢,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當時社會面臨的重大決策。毛澤東的選擇是社會主義道路。改革開放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貧困問題或溫飽問題在十年浩劫之后,顯得尤為突出。鄧小平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只能靠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貧困問題在整體上已得到較大的解決,但部分邊遠山區由于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還存在相當程度的貧困現象。新形勢下,習近平同志提出“精準扶貧”思想,使扶貧工作更具有針對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實事求是工作作風的具體體現。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現階段貧困的基本事實。從縱向上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貧困率下降迅速。據世界銀行數據,如果以2011年購買力平價(PPP)下每人日均1.9美元為貧困標準,198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為88.3%,201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7.9%,十八大之后下降趨勢明顯加快,2012年的貧困率下降為6.47%,2013年則僅為1.85%。但從橫向上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巨大。從城鄉角度,以國家劃定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比例不到1%,2014年農村貧困人口約為7.2%。從地區角度,2012年全國劃定的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和邊境地區。這些特征性事實是“精準扶貧”思想的現實基礎。中國的貧困人口比例下降迅速,但城鄉、地區差異較大,如果按照過去思路,試圖以經濟增長的“大水漫灌”和“遍撒胡椒面”的方式來實現整體脫貧,效果有限。現階段,扶貧必須精準。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貧困因素多樣化的客觀現實。
精準扶貧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有效政策手段。城鄉差距一直是影響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約為2.57。改革開放后,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縮小,1983年降至1.82,。但隨著農村改革紅利的消失,城鄉差距又逐漸擴大,2012年,比值為3.1(國家統計局)。城鄉差距擴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財政政策,農村公共服務不足、稅費負擔重,但相當部分農村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態肯定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這一部分農村居民不能享受經濟增長的紅利,即使未來農村整體上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農村內部差距、城鄉差距依然不會得到改觀,甚至會越來越嚴重,這會嚴重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十三五規劃”指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要打贏扶貧攻堅戰,就必須實施精準扶貧。
簡言之,“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同志扶貧、脫貧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突破和創新,是現階段扶貧、脫貧的重要武器。隨著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臨近,扶貧開發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這就要求社會各界認真學習、貫徹、運用這一思想。學術界要發掘這一理論的精髓,并做好向社會解釋和宣傳的工作;地方政府要熟練掌握、靈活運用這一攻貧利器,出實招、下實工、見實效。只有“精準扶貧”,才能全面脫貧。(賀大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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