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別人群的防艾滋之路：感染率高達16%

　　蕭翎是一位HIV的感染者，同時也是一位聾啞人，在報告發布會上，他用手語分享自己的經歷，呼吁大家關注性少數群體

　　“每次去醫院看病，我都會編一個理由”——90后跨性別男性林薇至今不會對醫護人員透露自己“女跨男”的性身份。

　　“我穿著裙子去飯店面試，后廚的人都會圍過來對我指指點點”——跨性別女性潘齊還沒找到工作。

　　“知道我是性少數群體中的HIV感染者，醫生責備我在外面亂搞”——跨性別女性林剛開始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

　　數據顯示，艾滋病在性少數群體中的傳播正在擴大，其中在跨性別女性人群中更為突出，最近一項調查數據顯示這類人群中有16%的HIV感染者。

　　如今通過藥物治療，艾滋病病人的壽命已經可以和正常人一樣長，但對于性少數群體這類HIV的高感染人群的歧視和誤會依舊沒有消除，跨性別者以及其他性少數群體仍面臨污名化、就業難、用藥缺乏指導等問題。

　　HIV感染率高達16%

　　在性少數群體里，比起同性戀和雙性戀，跨性別人群感染HIV的比例更高。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蔡泳所在的研究組與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作，日前對220位跨性別女性人士進行調查研究，數據表明，這類人群中有16%是HIV感染者。這一數字遠遠超過了男男性行為人群8%-9%的感染率。

　　跨性別人群指的是，自我認定的性別與先天生理性別不一致的人群。

　　無國界愛心公益基金會11月28日發布的《中國多元性別群體健康狀況調查》數據也顯示，調查對象中，22%跨性別女性是艾滋病感染者。

　　高感染率與跨性別女性就業難有一定關系。“跨性別女性最普遍的工作就是表演和性工作者”，沈陽愛之援助健康咨詢中心的負責人馬鐵成和他的團隊主要服務于性少數群體和跨性別者，馬鐵成遇到的大部分跨性別女性在找工作時都會遭到歧視。“那些能找到好工作的人處于這類人群金字塔的頂端，大部分跨性別女性的生活艱辛”，馬鐵成介紹，他們不僅在用人單位受到歧視，很多家庭都無法容忍孩子是跨性別者。

　　雖然穿著打扮上靠近女人，但大部分跨性別女性的身份證和戶口本上依舊寫著“男”，自我性別認定和先天性別的矛盾是這類人最大的困擾。

　　跨性別女性潘齊對此深有體會，今年七月份，潘齊披著長發，踩著坡跟涼鞋到一家飯館面試服務員的工作，看到潘齊女性的打扮老板覺得有點奇怪，核實潘齊的身份證上“男性”身份后他拒絕了潘齊。飯店老板委婉地說“我們這里不太適合你”。

　　面試失敗后，還沒來得及離開飯店，后廚的其他工作人員直接來到大廳，對潘齊的打扮開始指點，潘齊對這樣尷尬的情況已經見怪不怪，“她”的朋友里也不乏因為找工作受歧視而將用人單位告上法庭的。

　　馬鐵成認為，在各類性別人群中，跨性別女性處于最劣勢的地位，“女人爺們點，別人會夸她能干，男人太‘娘’就會被瞧不起”。北京交通大學衛生學院蔡泳說，部分跨性別女性有時會與男性同性戀者發生關系，同時也會裝扮成女性角色與異性戀男性發生性行為，其接觸的人群范圍更廣，傳播疾病的風險更大。

　　防艾用藥缺乏專業指導

　　目前，我國針對HIV患者會定期發放免費藥物，但對于跨性別者艾滋病患者而言藥物控制上需要考慮更多問題，因為大部分跨性別者會同時使用激素，藥物劑量使用不好，對身體損害嚴重，而國內目前能給予跨性別群體用藥指導的醫生又十分稀缺。跨性別男性林薇（化名）就被這樣的問題困擾著。

　　跨性別男性的身份讓林薇的行為和穿著都像男生，“他”也試圖用藥物使自己的身體更接近男人。今年4月份，林薇開始接觸外源睪酮這種激素并使用它。林薇坦言，很多激素的來源都是私人在販賣，藥源其實并不安全。這些激素藥品中有時候會摻雜一些其他激素，用量不合理的話對身體傷害非常大。

　　林薇身邊的HIV感染者會同時服用艾滋病控制藥物和激素。因為沒有專業醫生的指導，藥販子怎么說，就怎么吃，使用不當容易引起艾滋病的并發癥。

　　安全起見，“他”和朋友都會通過互聯網找到一些能夠做變性手術的醫生請教激素使用的問題，請教醫生們這些激素與艾滋病控制藥物是否會有沖突。多數醫生還是對使用激素表示擔憂。

　　林薇開始使用激素時出現了體重增加、心情郁悶的現象，網上咨詢才知道，這類藥物容易造成內分泌失調，所以需要監控，最好每隔半年去醫院做一次腎功能和激素水平檢查。

　　“尷尬的一點是，我每次去醫院做檢查都會編一個理由”，林薇一般不會告訴醫生自己是跨性別者，為了避免尷尬，林薇一般只去找醫生開一個檢查單，檢查結果拿到手以后不會再回醫生那里看病，所謂久病成醫，林薇通過這些化驗單和各項激素的數據，基本上能看出自己的身體狀況。自己不懂的時候就把化驗報告“扔”到群里，讓有經驗的人幫忙看看

　　但林薇以及HIV感染者中的性少數人士都知道，這種憑經驗吃藥早晚得出問題。

　　污名化后的身份隱匿

　　多數跨性別者在就醫時會像林薇一樣選擇隱瞞自己的身份。普通人以及醫護人員對性少數群體普遍存在污名化的傾向。

　　上述多元性別群體健康狀況報告顯示，1205位被調查的性少數人士中，有61%的多元性別人士在面對醫療服務時害怕被醫護人員區別對待，有42%的多元性別人士在就醫時從不會透露自身的性別認同。其跨性別者最為明顯，有48%的跨性別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跨性別男性王元認為，這源于大家對跨性別人群以及HIV人群依舊存在的歧視和污名化。

　　王元是一名跨性別男性，王元有束胸的習慣，平頭短發和牛仔褲、球鞋搭配起來，一眼看去，王元就像真正的男孩。

　　每次去醫院看病，王元基本上都會被問性別的問題，王元試過主動在檢查單子上填寫“男”，但當王元跟醫護人員解釋自己是跨性別男性的身份時，對方經常表示不解，甚至反問“他”一句“女孩子為什么打扮成這樣”，這樣的回答，讓王元后來索性不做解釋和說明。

　　比這更加麻煩的是遇到拒絕治療的情況。來自海南的林剛是一位跨性別女性且是HIV攜帶者，2016年年初，他患上了性病，在疾控中心的推薦下，他向家鄉一所醫院的醫生求醫。這位醫生得知林剛是跨性別人群后態度驟變，并直言如果不是疾控中心推薦，他并不愿意給林剛這類人看病。

　　另外一位北京的跨性別男性在醫院治療時感覺醫生態度友好，“但我能感覺出來，只是態度關切，對于跨性別人群和性少數人群并不真正了解”，最后提醒“他”遠離性少數群體。

　　出于這樣尷尬的境地，王元、林剛都曾出現過拖延就醫的情況，不到萬不得已盡量不去醫院，遇到問題就在貼吧和圈內好友里求助。

　　社區組織成預防主陣地

　　這份報告還針對多元性群體中HIV群體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參與調查的1205名性少數群體中有155名HIV感染者。調查數據顯示，被確證為HIV感染者時，患者在艾滋病公益組織、獻血車、同志社區組織被提供的講解和咨詢要比醫院和疾控中心更為詳細和豐富。

　　“除了HIV檢測以外，跨性別群體有更多的需求，比如穿漂亮衣服，找男朋友，變性”，沈陽愛之援助的負責人馬鐵成說，他們可以提供很多醫院所不能提供的幫助，他所在的工作站還專門設立了救助站，一些被趕出家門的跨性別HIV攜帶者可以在此停留。工作站會給他們提供體檢、法律援助、就業指導的幫助。

　　“醫院是出于工作職能提供服務，社區小組則是出于同類人群的感情來提供幫助，滿意度可想而知。”馬鐵成說。

　　對于這個結果，全國乃至全亞洲最大的同志酒吧“目的地”的負責人王強不感到驚訝。2013年，酒吧成立10年之際也成立了以酒吧名字命名的“目的地服務中心”。起初，酒吧只是為性少數人群提供一個“體面”的娛樂場所。現在，酒吧也開始關注這類人群的健康。這個服務中心不僅為性少數人群進行HIV篩查，還會指導這些患者的生活和用藥以及心理咨詢。

　　浙江愛心工作組組長王龍也從事男同性戀的防艾檢測工作，過去一年他所在的浙江愛心工作組共篩查了7000名高危人士，其中被確認的患者有500位，相比疾控中心和醫院，社區組織已經成為預防和篩查艾滋病的主陣地。

　　北京市性病和艾滋病防治協會會長鄭志偉也證明了這點，在鄭志偉看來社區組織對于HIV高危人群的篩查和預防上做了很多醫院和疾控中心所力不能及的事情。由于這些少數人群具有相似性，大家聚集起來會有安全感，檢測起來也更有針對性。

　　2013年開始，這些社區小組被賦予艾滋病快速檢測的資質，志愿者接受疾控中心的培訓，可以對高危人群進行快測，目前快測的準確率已經非常高，如今全國各地的疾控中心都在和這些社區小組合作。

　　據鄭志偉所知，北京目前有30個這樣的小組，其中有針對性少數群體的組織，也有針對婦女健康的組織，除此之外還有專門針對吸毒人群的社區小組。

　　每年，性病與艾滋病基金會拿出約5000萬的資金用于扶持這些小組的工作，各個社區組織按照項目上報預算，采用類似“招標”的方式獲得這些資金進行工作。

　　特殊群體的未來之路

　　大部分性少數群體不愿意公開自己的身份，這導致中國目前尚無研究得到該人群的數量，但按照國際水平，人群中約0.3%屬于跨性別者。

　　無國界愛心公益基金會理事孔令坤說，在實際醫療過程中，醫護人員對于跨性別者和其他性少數專業知識還是有待普及的。在一些國家，醫護人員的繼續教育課程中有專門針對性少數群體發病、治療、用藥特點的課程，在我國雖然有醫護人員繼續教育的制度，但針對跨性別人群和整個性少數人群的進修課程還沒有開設。

　　“如今的醫療水平可以讓艾滋病患者活得和正常人一樣長，但人們對于HIV患者以及性少數群體的歧視思想并沒有趕上醫學的腳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華辦官員周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因為性少數群體與艾滋病存在的關聯，大家對這類人群的誤會和歧視依舊存在。“現在哪個普通人能明確說出來什么叫做跨性別男性，什么叫做間性性別，”周凱認為，想要消除醫療服務中對于性少數人群和艾滋病人群的有色眼鏡，那么必先讓普通人了解性少數人群。

　　“要消除公眾的歧視，當然也要消除性少數人群的自我歧視”，周凱說，2010年到2015年，我國艾滋病新增人數是190萬，到2020年，我國艾滋病新增人數要控制在50萬人以內。

　　在這個過程中，如潘齊、林剛這樣容易被忽視且容易受到歧視的跨性別者需要更公平的機會。“比如一個專業的防艾控艾服務機構，”潘齊說。

　　（文中涉及的性少數人群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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