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還是拆遷？關注上海一座慰安所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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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安婦遭曲解 幸存者仍承受著外界羞辱

　　在蘇智良眼里，證據鏈條完整的“海乃家”，其去與留值得慎重考量。但對于不少人來說，正是“海乃家”曾經的身世，讓人們質疑它保留的必要。

　　原住戶：好像過去做過日本人妓院什么的。

　　郭阿姨：它就是一個恥辱，是我們國家的恥辱，對不對，就是這個問題。

　　記者：然后覺得這恥辱的東西。

　　郭阿姨：不能放在學校里面。

　　郭阿姨提到的“學校”，指的是和“海乃家”一墻之隔的澄衷中學。按照規劃，“海乃家”所在的地塊將作為教育用地劃歸給澄衷中學。如果“海乃家”留下，或許將會成為校園的一部分。

　　郭阿姨：“慰安婦”的房子放在學校里面總歸好像不大好。

　　記者：影響不好在哪兒？

　　郭阿姨：因為學生他小，他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

　　記者：“慰安婦”這事不正能量？

　　郭阿姨：不是正能量的。

　　任何事情，一旦和“教育”、“孩子”聯上關系，就顯得格外關乎重大。那么這些孩子們自己怎么看呢？在澄衷中學校門口，我們遇到了四位正上高二的男生。

　　記者：你們聽說過“海乃家”嗎？

　　學生：“海乃家”，聽說過一點傳聞。學校旁邊有這么一個遺址，然后是關于一些無法回憶的過去的。

　　記者：覺得這個詞說不出來是嗎？

　　學生：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孩子們覺得說不出口的詞語，在歷史上的確曾引起過許多誤解和爭議。“慰安婦”一詞來源于日語，原意是隨行慰勞軍人的婦女。這個詞字面上看起來一團和氣，但在歷史上，絕大多數所謂“慰安婦”是被日軍強征或誘騙而來，供官兵發泄獸欲。在受害女性中，有著難以計數的未成年少女，甚至還包括女童。

　　據澳大利亞學者喬治·希克斯所著的《慰安婦》一書記載，被抓來當“慰安婦”的少女飽受凌辱，有的甚至每天要遭受幾十人輪奸，數以萬計的女性就這樣被凌虐致死。如今這場慘劇已過去半個世紀，但直到今天，在調查“海乃家”的拆遷時，我們仍不時會聽到這樣的表達。

　　弄堂居民：是妓女啊，“慰安婦”就是妓女啊。

　　上海市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據說是一個日本人到中國來開了這樣一個妓院。你在學校里面放了這樣一幢房子在那里面，那你對學生，你到底是要起到一個什么教育作用。

　　看來，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不僅關乎著歷史和現在，也關乎著孩子和未來。它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將“慰安婦”受害者稱為“妓女”，將“慰安所”稱為妓院，是對戰爭性奴役制度的極大曲解。但令人難以忽視的是，這種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曲解并不罕見。它使僥幸活下來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繼續遭受漫長的羞辱和折磨。

　　韋紹蘭：(月經)剛剛干凈，就被日本鬼子抓去了。拿去那房被強奸的啊。就這樣懷上孩子了。

　　羅善學：1945年我出生，(現在我)68歲，想結婚沒有辦法，談了六個妹子，都沒成事，“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這個名譽好聽嗎？”人家講。

　　這部講述“慰安婦”受害幸存者韋紹蘭大娘和她兒子故事的紀錄片，是八零后導演郭柯的作品。影片用了一個特別的數字命名，《三十二》。

　　郭柯：2012年的7月份，在我準備拍這個的時候，我問了蘇教授，我說現在這些老人還剩多少，他說32。我也沒多想，這個片子就叫《三十二》。

　　記者：我們在戰爭期間遭受過日軍性奴役的一共是？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蘇智良：我們推測有20萬以上的受害者。

　　32，其實指的并不是受害幸存者的全部數量，只是當時尚在世的，且經過蘇智良教授等研究者調查確認的老人們。和其他曾遭受戰爭傷害的人們比起來，“慰安婦”受害者即使幸存，也往往選擇保持沉默，甚至隱姓埋名遠走他鄉。逼迫她們做出這種選擇的，不僅是內心的屈辱，更有外界的羞辱。

　　學生：不是很光彩的，還是不要特別了解比較好。

　　記者：你提到不太光彩，會覺得可能比如說，如果一個是抗戰英雄……

　　學生：那可以。

　　記者：如果是個抗日烈士的。

　　學生：主要是這個題材。

　　記者：會覺得“慰安婦”它涉及到性侵犯這種。

　　學生：對，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孩子們會對于女性遭受的性暴力產生恥感，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性侵受害者在面對大眾時，都時常需要做好被羞辱的準備，遭遇各種苛責和質疑。在這樣普遍的、對被性侵者進行二次傷害的語境下，我們或許很難奢望孩子們憑空產生對戰爭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憐憫。

　　學生：只要知道這個事情就可以了，你要是非把它拍成一個影像資料讓我們去看的話，好像有一點點過分。

　　學生：就是說，在這種沒有成年的情況下瀏覽這種東西，對性格或者是心理上會造成一些影響。

　　而這些聽上去像是混淆了“戰爭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兩個概念的印象。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女權主義學者宋少鵬曾檢索研究國內媒體對“慰安婦”的報道，發現“慰安婦”在大多時候，只是作為民族壓迫的符號出現，但其個人經歷和感受卻鮮少被記憶和挖掘。對于面目模糊的受害者，人們往往更不容易生出感情，甚至有可能將受害者與性暴力本身混為一體，覺得骯臟，希望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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