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境外“紅通”紀實：用閑話“聊回”在逃人員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部署加強防逃控逃工作。2015年3月，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部署開展了針對外逃腐敗分子的天網行動，并集中公開了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紅色通緝令，曝光100名涉嫌貪腐的外逃人員。根據中紀委最新公布的數據，天網行動自實施以來，已先后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2442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397人，“百名紅通人員”37人，追贓金額85.42億元。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曾經，一些腐敗分子視境外如天堂，總以為拿著貪來的錢財，到了境外就能過上神仙般的　日子；如今，身在境外的腐敗分子惶惶不可終日，生活提心吊膽、了無生趣，更要擔心隨時找上門來的當地警察和移民官……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部署加強防逃控逃工作———2015年3月，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部署開展了針對外逃腐敗分子的天網行動；2015年4月22日，中國集中公開了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紅色通緝令，曝光100名涉嫌貪腐的外逃人員……

　　今年12月9日，中紀委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先后開展“天網2015”“天網2016”專項行動，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2442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397人，“百名紅通人員”37人，追贓金額85.42億元。

　　逃出去不等于逃得了

　　楊秀珠，曾先后擔任浙江省溫州市副市長、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等職務。在中國公布的百名紅色通緝令人員名單中，她名列首位。2016年11月16日，在潛逃境外13年之后，她回國投案自首。

　　時鐘撥回到2003年2月，浙江省溫州市人民檢察院在偵查另一起職務犯罪案件時，發現了楊秀珠涉嫌犯罪的線索。聽到風聲的她如驚弓之鳥，于2003年4月向所在工作單位謊稱母親有病要回溫州探望，與其女兒、女婿、外孫女一行四人，在上海浦東機場登上了經由香港前往新加坡的航班，開始了她的逃亡之路。

　　這一逃，就是13年7個月。在此期間，楊秀珠先后竄逃至中國香港、新加坡、法國、荷蘭、意大利和美國，并向法國、荷蘭和美國申請“避難”。中國始終未放棄對楊秀珠的追逃。最終，在中央追逃辦的統籌協調和科學指揮下，楊秀珠被迫回國自首，正式歸案。

　　中央追逃辦，其全稱為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設立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于2014年成立。其中包含中央紀委、最高法、最高檢、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等8家成員單位。與之相對應，31個省區市均已建立省級追逃辦，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化格局已經形成，逐漸釋放制度優勢。

　　為全面掌握外逃貪官的信息，中央追逃辦編織了內外兩張信息收集網，制定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外逃信息統計報告制度，從中央到縣一級層層建立外逃人員數據庫，及時更新、動態管理。同時，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設立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舉報平臺，接受海內外公眾對外逃貪官的舉報線索，為開展追逃追贓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上海，檢察機關作為“天網”行動追逃的牽頭機構，按照“級別高、數額大、影響壞、易實施”的原則，對在逃對象逐案完善“一逃一檔”“一逃一職”、“一人一策”等工作制度。以貪污、受賄犯罪嫌疑人梁某為例，其作案后潛逃美國，檢察機關在對梁某作出刑事拘留決定后，加強對梁某各方面的信息情報搜集和研判，跟蹤掌握其境外動向，連續采取相關的控制措施，于今年5月17日在其乘坐美國至上海的航班入境時成功將其抓獲。

　　邊追邊防織密反腐“天網”

　　今年11月12日，“百名紅通人員”閆永明從新西蘭回國投案自首。中新兩國執法部門就緝捕閆永明、追繳其違法所得一直進行密切合作。在法律威懾和政策感召下，閆永明最終選擇認罪，退還巨額贓款，繳納巨額罰金并回國投案自首，對閆永明的追逃追贓工作實現了“人贓俱獲、罪罰兼備”的目標。

　　人跑了，錢帶走了，但無論逃到哪兒，追逃更要追贓。中紀委在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工作之初，就始終堅持追逃和追贓同步進行。在中紀委公布的一份材料中就提到，對于轉移至境外的腐敗資產，中國將會同有關國家開展合作，通過雙邊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或境外民事訴訟等方式進行追贓。

　　一邊追逃追贓，一邊加大防止外逃力度。在國外，一張追逃“天網”越織越密；在國內，防逃堤壩越筑越牢。今年12月9日，在第13個“國際反腐敗日”到來之際，中紀委公布了一組數據———2015年首次實現追回人數超過新增外逃人數，2016年新增外逃人數進一步下降。

　　在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看來，成績的取得不僅源于追逃追贓的豐碩成果，讓企圖外逃的腐敗分子放棄幻想，也得益于防逃工作扎實開展，“防止一個外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追回一個，所以要不斷加大防逃力度。”

　　“天網2016”行動明確提出，人民銀行會同公安部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專項行動，中央組織部、外交部、公安部和中央紀委機關開展出國　(境)　證照違規問題專項治理行動。

　　依靠國際合作讓貪腐“雖遠必誅”

　　今年9月，G20杭州峰會舉行。除了經濟議題外，峰會取得的另一項成果備受各方關注———G20各國領導人一致批準通過　《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在華設立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二十國集團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

　　從2005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批準我國加入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來，反腐敗國際合作中的中國聲音越來越宏亮、中國故事越來越精彩。梳理已歸案的37位“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可以看出今年從美、加、澳、新等西方發達國家追回來的外逃人員較去年有明顯提升，這也彰顯出雙邊反腐敗合作平臺的渠道作用。

　　2005年，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　(JLG)　反腐敗工作組成立，此后中美反腐敗和執法部門先后多次進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和加拿大，已建立中加司法執法合作磋商機制，并于今年9月簽署　《關于分享和返還被追繳資產的協定》，為跨境追贓搭建了合作機制；

　　中國和澳大利亞簽訂刑事司法協助約定，并已經簽署引渡條約；

　　來自外交部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中國已與近60個國家簽署了79項司法協助條約，與46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

　　……

　　反腐外交不斷打開新局面，中國在國際反腐合作中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也不斷增強。在劉建超看來，反腐敗追逃追贓國際合作中，中國同有關國家在機制建設和個案合作中取得的追逃追贓成果，可以成為今后援引的重要案例，對與其他國家開展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海外不是“法外”，貪腐必將“雖遠必誅”。正如劉建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強調，“不管跑多遠，跑多久，不管有多難，我們追逃者的腳步始終不會停息，將始終以螞蟻啃骨頭的韌勁，毫不松懈、持之以恒地將追逃追贓工作不斷向前推進。”

　　從人間蒸發到束手就擒

　　那些到案的“紅通人員”是怎么被追回來的

　　截至11月，今年“天網”行動共從7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908人，其中外逃國家工作人員122人，追回贓款23.12億元，“百名紅通人員”19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這些外逃人員究竟是如何被追回來的。今年6月，中紀委在其官方網站上發文，揭秘了追逃“紅通人員”的幾種方式。

　　勸返

　　勸返是在逃犯發現地國家司法執法機關的配合下，通過發揮法律的震懾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員主動回國接受處理的一種措施。

　　2016年6月22日，“百名紅通人員”第36號唐東玫從澳大利亞回國投案自首。此前，“百名紅通人員”第63號、原上海倍福來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兼總經理張麗萍17年的外逃生涯宣告終結，于3月27日被成功勸返回國，這也是已歸案的“百名紅通”中潛逃時間最長的一人。2016年以來，除唐東玫和張麗萍外，陳祎娟、儲士林、常征、巴連孝、周世勤和曾子恒等6人也先后通過勸返的方式被追回。

　　緝捕

　　緝捕分為國外緝捕和國內緝捕。國外緝捕通常需要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駐外使館的協調配合下，與逃犯發現地國家的司法執法部門通力合作。

　　2016年6月12日，“百名紅通人員”王雁威被緝捕歸案。今年春節前夕，遼寧省追逃辦工作組遠赴遙遠的加勒比海地區，將“百名紅通”39號嫌犯付耀波和41號嫌犯張清曌從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抓獲歸案，這也是“天網”行動開展以來首次實現一次性追回兩名“百名紅通”。

　　在國內抓捕潛匿回國的逃犯有賴于全面扎實的基礎工作。2015年4月23日，“百名紅通”剛剛公布，上海市發現一名持外國護照男子與“百名紅通”名單中位列第九十位的戴學民高度重合。這一重要線索浮出水面后，在中央追逃辦協調下，上海、江蘇、安徽等省市追逃辦和公安、檢察機關密切配合，及時開展緝捕工作，在安徽合肥將其緝拿歸案，戴學民也成為被收入“天網”的“百名紅通”第一人。

　　遣返

　　遣返是向逃犯所在地國家提供其違法犯罪線索，被請求國將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國人強制遣返至第三國或請求國。

　　2015年5月9日，“百名紅通”2號嫌犯、人稱“億元股長”的李華波從新加坡被遣返回國。李華波，原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股長，涉嫌伙同他人于數年間侵吞公款達9400萬元之巨，2011年1月出逃。經過查證，李華波跨境轉移贓款和偽造移民申請資料的有關證據被陸續提交給新加坡方面。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判處李華波有期徒刑15個月，即日入獄服刑。半年后，新加坡方面取消了李華波的永久居留權。按照新加坡法律，李華波在出獄當天被遣返回中國。

　　引渡和異地追訴

　　勸返、緝捕和遣返以外，引渡和異地追訴也是兩種重要追逃方式。引渡是指一國將處于本國境內的被外國指控為罪犯或已經判刑的人，應該外國的請求，送交該外國審判或處罰。目前，中國對外締結44項引渡條約，但已經締結引渡條約的主要集中在亞洲及發展中國家，而外逃貪官相對集中的美國、加拿大等國尚不在此列。因此，西方國家是追逃工作的重點，同時也是難點。

　　異地追訴，指請求國向被請求國提供自己掌握的證據材料，協助被請求國依據本國　(指被請求國)　法律對逃犯提起訴訟。2009年，開平案的主犯“二許”即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任行長許超凡和許國俊因洗錢、跨州轉運盜竊資金、護照和簽證欺詐等罪名在美國接受審判，分別獲刑25年和22年，二人上訴后法院依然維持原判。

　　攻心為上

　　一線檢察官講述追逃過程中的故事

　　作為反貪基層一線的機構，自“天網”行動開展以來，長寧區檢察院加強追逃工作，成功從境外勸返犯罪嫌疑人2人，國內抓捕2人，另協助外省市抓捕到案2人，戰績顯著。

　　上海閑話“聊回”在逃人員

　　李某某，原是滬上某航空票務代理公司負責人。2013年9月，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貪污罪對其立案偵查。為躲避法律追究，李某某選擇了潛逃境外，并將自己逃亡目的地選在了美國。

　　可李某某到了美國之后發現生活并非如自己所想象那般美好———語言不通，生活上有諸多不便；更為重要的是，還要擔心自己非法滯留被美國當局發現，整天提心吊膽。

　　在對李某某家人進行勸說后，檢察官要到了其在美國的電話號碼。“第一次打電話給他，可以明顯感覺他防備心理很強，對我們的勸說極不配合。”盡管如此，但檢察官并沒有放棄，始終堅持每周與其通一次電話，反復闡明形勢政策，講明利害關系。

　　幾次通話下來，檢察官發現李某某也是思鄉心切。“后來在打電話的時候，我們就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比如跟他講講上海本地的一些美食啊，最近過節都有些什么新鮮事啊，而且始終堅持用方言跟他通話。最關鍵的是，我們拿出了最高法、最高檢等部門聯合發布的一個通告，其中規定了在逃境外經濟犯罪人員在規定日期自愿回國投案的，可以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在檢察官的努力下，李某某最終決定回國自首。鑒于李某某能主動投案且如實供述，檢察機關也兌現政策承諾，對其取保候審。

　　長寧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劉晶表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由于不懂法，在案發后倉皇出逃。檢察機關充分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向在逃犯罪嫌疑人家屬及與其關系密切的親朋好友宣傳法律政策，利用他們的親情、友情感化、規勸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

　　31天從“大海中撈出針”

　　在長寧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貪污犯罪案件中，張某存在重大嫌疑。可當檢察官準備找其訊問時，她竟然如同人間蒸發一般消失了。

　　案件偵查一時陷入了僵局。在綜合分析案情之后，反貪局研究制定了兩方面抓捕方案，雙管齊下。一方面政策攻心，向張某的親朋好友講解檢察機關開展專項追逃行動的法律政策，通過他們傳話。另一方面全面梳理張某的行動軌跡，對其行蹤展開全方位調查，力求捕捉的信息早、準、全，為下一步追逃工作打下基礎。

　　一天，檢察官在張某母親所住小區的保安處得知，近期經常有輛車進出小區，駕駛員每次似乎都在有意躲藏。順著這一線索，檢察官覺得該車可能是張某在使用，可調取了車輛軌跡之后，仍然無法找到可以突破的點。

　　“我們調取了這輛車所有出現過地點的監控錄像，包括近20份路面監控、10余份沿途各小區、商場、門店的門禁監控等。”按照這些線索，檢察官繪制出了20余張動態軌跡圖，最終初步判斷張某可能暫住在青浦徐涇地區。

　　可要在偌大的徐涇地區找到張某，如同大海撈針。終于，功夫不負有心人，檢察官在一段監控錄像中看到張某開車進小區的畫面。目標被鎖定，張某落網。整個抓捕行動歷時整整31天。

　　抽絲剝繭找到嫌犯藏匿地

　　2015年1月至5月期間，王某利用職務便利，多次偽造簽名，將自己所在部門的公款私自劃到她丈夫提供的銀行賬戶內，涉案金額高達200余萬元。然而，王某卻說不出這筆高額贓款的去向，她表示挪用這筆資金是為了給丈夫周轉。

　　“在審訊王某時，我們都為她感到惋惜。為了給賭球的丈夫周轉資金，她挪用公款不說，連自己的房屋也賣了。而案發后，丈夫和錢都沒了蹤影。”檢察官確認，王某的丈夫金某有重大犯罪嫌疑，可又無法與其取得聯系，更不知其藏匿在何處。

　　辦案小組在多次走訪金某的親戚、鄰居后，發現他因沉迷于賭博，一般白天都在家休息，晚上才外出活動。于是，檢察官將重點放在了對其手機信號的夜間定位上，發現他每天都會在共和新路沿線出現。

　　在對金某的人際關系網進行排摸后，檢察官在網上發現了一名與他有曖昧關系的女性。根據這些信息，檢察官猜測這名女子是金某的情人，而金某這段時間就是藏匿在其家中。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檢察官決定收網，在金某情人家中將其抓獲。目前，王某、金某因挪用公款罪分別被法院依法判處有期徒刑7年和8年，違法所得予以追繳。（記者　劉棟）

?

相關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