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淅川低保名單嚴重造假：村干部母親開門市吃低保

　　原標題：央視曝光：黑心村干部，私分國家補貼！低保金就是自家“提款機”

　　早在2007年，國務院就下發了《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切實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截至2015年底，全國有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農村低保資金931.5億元。2015年全國農村低保年人均補助水平1766.5元，比上年增長13.8%。

　　但是近日，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的農民反映，他們那里的多項惠農政策并沒有讓老百姓得到實惠，農村低保發放混亂，退耕還林的補償款也拿不到。為了弄清事實真相，央視財經《經濟半小時》記者來到了河南省淅川縣進行了調查。

　　家里蓋著4層樓，13歲男孩吃低保 原來竟是被人冒領

　　2016年12月20日，記者剛剛抵達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馬蹬鎮黃莊村，知情人就向記者提供了一份2013年淅川縣馬蹬鎮黃莊村農村低保的發放名單，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這份低保名單嚴重造假，有人在騙取國家的惠農資金。在這份名單上，一個名叫常鵬的名字引起記者的注意。

　　據知情人透露，這個當時年齡只有13歲的男孩，按照規定是不屬于低保的人員，但是他的名字卻出現在低保的名單上，而更為蹊蹺的是，這個叫常鵬的孩子人及其家人卻毫不知情。在當地村民的帶領下，記者來到了馬蹬鎮黃莊村，今年已經16歲的常鵬碰巧外出不在家，但是我們見到了常鵬的父親常占飛。

　　常鵬家在村子里算是富裕戶，四層小樓，十幾間寬敞的大房子，怎么看都不像是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的家庭。這樣的人家，家里的孩子怎么會成了低保戶呢？經過仔細詢問，常占飛始終十分肯定地表示，從來沒有給兒子辦過低保手續，更沒有領過錢。

　　核對過低保名單上的身份證信息，常占飛證實，這份低保登記單上的常鵬，就是自己的親生兒子，準確無誤。可是，這么富裕的家庭怎么就成了低保戶了呢？常占飛說，自己和妻子曾經常年在外地打工，兩個人一年的收入有七八萬元，2013年花了20多萬蓋了這座四層的新房，自己回家開起了飯館。常占飛坦言，對于兒子被“低保”的事，他意識到兒子的身份被冒用了，為此他非常生氣。

　　調查時，記者查閱了2013年河南省農村低保對象補助標準是，每人每月將獲得99元的補助金，按季度匯入低保對象的指定賬戶。那么，總共1188元低保金去了哪里呢？更加令人費解的是，年僅13歲的常鵬被低保一年之后，2014年又悄悄地從低保對象登記表里消失了。

　　開著門市房吃低保：我兒子是村支書

　　2016年12月22日，記者抵達河南南陽市淅川縣的第二天，村民們向記者透露，很多家庭條件優越的人，本不該拿低保的也出現在了低保對象的名單上

　　知情人：村支書他母親，她完全不應該享受低保。他本身是村支書，有幾套房子，他的兒子有20萬的越野車，在街上開了有幾十萬的美容店，他弟弟開著馬蹬大酒店，這個村支書的弟弟。

　　在記者的要求之下，村民們將記者帶到了馬蹬鎮黃莊村的一條街上，指著馬路對面的門市房告訴記者，這個拿低保的是村支書石新房的母親，他們家開著賣水泥的生意。

　　村民們說，已經很多年了，馬蹬鎮黃莊村的村干部把不符合條件的人都辦成了低保戶，把自己的親屬也辦成低保戶保，村民們敢怒不敢言，騙取國家的低保金。

　　國家的好政策，老百姓卻享受不到。這是2016年淅川縣馬蹬鎮黃莊村低保對象登記表，在這份登記表中，村民們指著一個叫李喜梅的名字說，這個人很特殊，她是村支書的母親，她不是困難戶，但卻在拿低保。那么，村民們反映的情況是不是真實的呢？記者在黃莊村進行了調查。結果剛好遇上李喜梅本人。李喜梅親口說出村支書是她兒子，自己在吃低保。

　　除了李喜梅，低保名單上一個叫苗天定的人也很特別。村民告訴央視財經《經濟半小時》記者，苗天定當時買的門面房當時花了二三十萬，現在值五六十萬，整天做生意，還享受低保。

　　為了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記者來到了淅川縣民政局，這里負責當地低保戶的名單審核工作。接待記者的是淅川縣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員，他表示，低保名額需要個人申請，至于是否符合低保條件，完全由村委會自己決定，這不關民政局的事。

　　按照民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凡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低于當地低保標準的農村居民家庭，均屬于農村低保的保障范圍。堅持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操作，糾正“保人不保戶”的不規范做法。

　　根據指示精神，這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淅川縣的規定是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低于2960元就可以提出低保申請，但淅川縣現在實行的是“人保”而不是“戶保”。所以低保金必須由個人申領。記者了解到，按戶分配低保可以更大程度上保障貧困戶整體生活水平，按人發放低保則可能降低貧困戶的保障水平，但卻應該更容易排查出不符合低保條件的居民或農戶。

　　淅川縣民政局工作人員：這還有規定十不準，有小車不可以享受，有公務員不可以享受，有門面房不可以享受。

　　在記者的要求之下，淅川縣民政局的這名工作人員向記者出示了在淅川縣民政局統計的2016年第四季度的低保對象登記名單。盡管當地政府明確劃定出不得享受低保的人群，當地民政局對此也十分清楚，然而，馬蹬鎮黃莊村村干部的母親李喜梅和開門市做生意的苗天定依然登記在冊。

　　淅川縣民政局工作人員：這個名單這都是村里面報上來的，我們是認鄉里。報上來肯定要核查30%的入戶。

　　當記者問到，入戶核查的名單如何確定時，這名工作人員做出了這樣的回答。

　　河南省淅川縣民政局工作人員：這個名單出來以后按你身份證號碼，按你歲數大小，身份證號碼就定住你歲數大小。覺得誰有點可疑就上你屋里頭看一下。

　　采訪時，淅川縣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始終強調，低保名單是村里報上來的，登記表中年齡在70、80歲的基本免檢，30歲以下的，是抽查的主要人群。但是至于如何抽查，那還是依照村委會自己。

　　淅川縣民政局工作人員：只要村支書對你手機里錄的所有的低保戶，他只要敢在村里公示，那就證明你們這個村的低保戶應該都差不多。

　　采訪時，記者一再追問，為何有的家庭富裕、不屬于低保的卻拿到低保金；有的自己的名字在低保登記單上，可自己卻不知道，也沒拿過低保的錢；面對低保出現的各種問題，地方民政部門如何開展低保各種的檢查監督？這樣的問題如何處理？如何糾正呢？淅川縣民政局這名工作人員坦言，辦公室只有四個人，對全縣五六萬低保五保戶資格不能做到全部核查。

　　隨后，記者提出查看2013年的低保名單，想了解早些時候當地的低保工作是如何開展的，沒想到，淅川縣的一名工作人員給出了我們這樣的回復。

　　河南省淅川縣民政局工作人員：2013年我弄不出來，到現在都四年了，現有的我給你弄，以前的我弄不出來。關鍵問題是2013年的該死的死了，該取消的取消罷了。你們追著以前的沒啥意義。

　　事實上關于低保的發放，國家早在2010年就做出了明確規定：要根據復查掌握的家庭經濟狀況變化，及時按程序辦理停發、減發或增發低保金的手續，及時向社會公示，并按照民政部辦公廳、國家檔案局辦公室《關于加強最低生活保障檔案管理的通知》要求，做好所有農村低保檔案材料的歸檔和保管工作。

　　30畝退耕還林款不知去向 村民存折莫名成為中轉站

　　采訪時，村民們拿出一份淅川縣馬蹬鎮建濕地保護站的征地補償協議，2007年，馬蹬鎮政府就以35個低保名額作為征地補償款，將國家的低保金挪作他用。

　　常長建，是當年濕地保護站征地補償的當事人，經歷了當年征地的全過程。當年的征地涉及他所在村民組2.174畝耕地，現在他還保存著6本低保證，從2007年到2012年，他就是拿著這些低保證到信用社領錢然后分發給組里的村民。

　　村民 常長建：最后算是落實了21個低保，算的是一萬二千六。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在淅川縣，除了低保混亂，當地的退耕還林補償款問題也十分突出。

　　今年63歲的王景華，是淅川縣馬蹬鎮黃莊村的村民，他家里原來有2畝多地實施退耕還林，已經有兩三年時間沒有領過退耕還林補償款。可是去年6月的一天，村干部卻找到王景華，要去了王景華的信用社銀行卡，說要用他的卡去領30畝退耕還林補償款3750元錢。但事實上他們隊根本沒有30畝地。

　　后來村干部告訴王景華，是幾公里外的陳店村有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誤將退耕還林款打到了他的卡上。然而，今年5月，鄰村觀溝村有人也找到王景華，再次要求用他的卡取錢。這一下王景華徹底迷糊了。

　　事實究竟是怎樣的，這3750元錢，是否真的存在呢？記者專程和王景華一起到銀行打印出交易明細。在明細單上明確顯示，2015年6月和2016年5月王景華的銀行卡各有一次現金存取交易，金額都是3750元這30畝退耕還林款為什么會打到王景華的卡上？陳店村到底有沒有和他同名同姓的人呢？記者趕到馬蹬鎮陳店村接連打聽了多名村民，當地人都表示村里根本沒有王景華這個人。

　　其實關于退耕還林補償款，很多當地村民都向記者表示，自己雖然種了樹，卻沒有領到補償款。那為什么很多人種了樹沒領到錢，王景華名下的30畝退耕還林款是否真的登記在冊呢？為此，記者專門趕到淅川縣林業局。

　　在淅川縣林業局退耕還林辦公室，工作人員向記者調出了馬蹬鎮陳店村的退耕還林登記表，其中果然有王景華的名字，登記退耕還林30畝。

　　淅川縣林業局工作人員表示，現在退耕還林生態林的后期補助金為每畝每年125元，30畝正好是3750元。而這3750元到底歸誰所有，淅川縣林業局也搞不清楚。至于樹到底是誰種的，退耕還林款究竟發給誰，該工作人員也表示，林業局不會核查，也無法監管。只能是村干部怎么報他們就怎么發錢。

　　半小時觀察：莫讓貪腐毀掉惠農好政策

　　近年來，農村低保政策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其評定和發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做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必須進一步細化完善相關政策體系。目前，在農村低保申領過程中，盡管有“戶申請—村上報—鄉核準—縣審批”的程序設計，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監督缺位，村組干部話語權過大，不少地方出現了村干部越俎代庖、一手包辦的現象。因此，有必要引入事前摸底調查、評定過程公示、聽證備案及事后定期核查、問責機制，使相關程序更加透明、更加規范。

　　“十三五”規劃綱要指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建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強化政策銜接，推進制度整合，確保困難群眾基本生活。這也就意味著，要在現行標準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完善相關政策，讓長期無勞動能力的家庭獲得更好的保障，也讓短期困難的家庭通過精準扶持實現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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