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傷醫“頑疾”咋治？代表呼吁出臺反醫療暴力法

　　今年的“兩高”工作報告都提到了依法懲治涉醫犯罪,維護醫療秩序。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去年全國各級法院嚴懲涉醫犯罪,積極參與平安醫院創建。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則特別提到:河北、湖南、江蘇等地檢察機關從快批捕起訴李剛、楊海壘、趙連生等暴力傷醫案。

　　預防、打擊醫療暴力,不能“以暴制暴”,更不能搞“罰治”,而應堅持法治思維,采取法治方式,完善相關立法。《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對于各地不斷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不少代表給予了關注,并通過各種渠道提出建議,認為醫療事故暴力維權普遍化治理,既需要有針對性的現實解決方案,更需要通過深層的制度變革來實現。

　　制度梗塞致醫療暴力多發

　　2016年5月5日,廣東省人民醫院口腔頜面外科剛退休的陳主任被人尾隨回家,砍了30多刀。兇手行兇后跳樓身亡。

　　2016年12月31日,湖南長沙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內科護士長被患者家屬李某毆打致掌骨骨折,起因是在醫院陪護16天被收取200元陪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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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醫療暴力事件頻發,不時見諸報端。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長沙醫學院院長何彬生指出,目前常見的醫療暴力方式有陳尸、拉橫幅、設靈堂、打砸醫院,謾罵、恐嚇、綁架、拘禁、毆打、致殘和殺害醫務人員,極端的甚至包括放毒、縱火和爆炸。

　　何彬生認為,醫療暴力的成因眾多,諸如醫患之間欠缺溝通、對醫生的治療方案有誤會、醫療效果與患方預期落差大、失去健康或親人的悲痛、醫方態度不好、醫患雙方互不信任、糾紛解決途徑不暢等。

　　“當醫療糾紛發生后,患者家屬需要自我舉證,自己找鑒定單位,然后再集合專家鑒定,而進行鑒定的時間往往相當漫長。當正當的訴求機制并不是那么暢通的時候,一些患者便選擇簡單蠻橫的醫鬧方式來解決問題。”何彬生認為,醫患關系緊張,醫療暴力事件頻發的背后,是制度設置不盡如人意、法律法規不完善。

　　何彬生認為,目前一些部委密集出臺的措施,主要側重于對“醫鬧”中“鬧”的行為的打擊與治理,比如不準醫院與患方私下和解、不吝使用警力等,而較少有對后續事件處理流程的梳理與再設計。

　　“法治被罰治取代,結果將是嚴重的。”何彬生認為,“醫鬧”說白了是個人權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是個人訴求與公共秩序的沖突,“罰治”雖然可能暫時保障了公共秩序、暫時維護了公共利益,但它必然導致個人權益萎縮,個體訴求消亡。醫患糾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是非黑白立刻分明的,其中夾雜、交織著利益、情感、偏見等人性的基本元素。無論是公眾,還是政府,都應該審慎以待,對“罰治”這種做法報以必要的警惕。

　　審視當前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措施,便可發現一個共性:都是硬性的、打壓性質的。這樣做,固然可以做到短暫的息事寧人,患者或因害怕強大的安保力量而不敢“醫鬧”,但患者背后的訴求仍在,不以“醫鬧”的方式呈現,便會以其他方式體現出來。如此,只會進一步加劇醫患之間的矛盾,不利于良性醫患關系的建立。

　　“以暴制暴的做法,從來都沒有贏家。”何彬生指出,從近期到長遠,從直接防控到根本化解,暴力維權普遍化的治理既需要有針對性的現實解決方案,更需要通過深層的制度變革。

　　遏制醫療暴力呼喚法治思維

　　何彬生認為,要想真正化解醫患矛盾,消除“職業醫鬧”,避免醫患糾紛呈現暴力化傾向,促進醫患關系逐步和諧,需要采取全方位多層面的對策。如深化醫療改革,建立完善的轉診制度,加大財政投入,加強醫生的自律,提高醫療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性等。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出臺反醫療暴力法,從制度上保障醫務人員的職業安全和人格尊嚴,保障患者的合法權益,建立全新的互信醫患關系。

　　對于反醫療暴力立法,何彬生認為首先要加強醫院內部管理。提升醫療透明度,保障患方知情權,建立健全內部監督機制,保障各項規章制度切實執行；加強病案管理,嘗試設立病歷第三人備案制,尤其是電子病歷；健全激勵機制,實行量化管理和崗位目標管理,強化服務和競爭意識,加強工作責任心；醫療質量、服務態度等與醫護工作者收入掛鉤,通過獎勵、升職等方式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鼓勵醫生多點執業,鼓勵民營資本辦醫,擴大醫療資源；完善醫院安保機制,配備警衛人員,增加醫院安檢設施等；醫院院長要承擔起保護醫務人員生命安全的第一責任,據理力爭,保護每一名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醫務人員也要做好工作場所的自身防護,同時提高醫學人文修養、加強醫患風險溝通。其次要強化外部監控。加強政府監管,提高宣傳力度,普及反醫療暴力知識,增強公民反醫療暴力意識；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應當開展反醫療暴力宣傳,提升威懾效用,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組建公開、公正、快速、有效的醫患糾紛調解機制,建立醫療傷害賠償制度,建立聯動機制打擊暴力襲醫行為。

　　同時,應建立民營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機制和法律保障體系。進一步清理和取消對社會辦醫療機構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項目,落實醫療機構稅收政策。加強財政資金扶持,將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納入政府補助范圍,在臨床重點專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執行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補助政策。鼓勵符合條件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申報認定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醫師定期考核機構、醫學高(中)等院校臨床教學基地等。宣傳和表彰社會辦醫療機構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擴大社會辦醫療機構的影響。

　　“醫患糾紛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醫學鑒定質證程序,而醫學鑒定結論又是訴訟中確定醫療損害賠償的主要依據。”何彬生認為,要盡快完善醫療事故鑒定機制,通過組建醫學鑒定專家庫、匿名抽簽、增加鑒定專家強制出庭質證程序等舉措,以保證醫學鑒定的獨立、公正。最關鍵的是,醫療事故鑒定專家應在鑒定結論上簽字,以示對鑒定結果負責,對于受到暴力傷害的醫護人員,政府應給予賠償。

　　“正當的維權渠道暢通了,且違法成本提高了,還有誰愿意去當‘醫鬧’呢?”何彬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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