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減貧一線的“過河卒”：打通脫貧“最后一公里”

　　中新社云南大理5月27日電 題：中國減貧一線的“過河卒”：打通脫貧“最后一公里”

　　中新社記者 張丹 馮志軍 邢翀

　　淅淅瀝瀝的小雨又下了一夜。天一亮，萂村黨總支書記趙信林就挨家挨戶動員村里的貧困戶參加防治葡萄霜霉病的培訓。“今年雨水多，萬一染病對葡萄產業是毀滅性的打擊，農民一年的收入就沒指望了。”

　　萂村是云南省大理州崇山峻嶺間的一個貧困村。“長久以來與世隔絕、黃土漫天，大家住在茅草房里，守著幾畝玉米地等老天賞飯吃。”在村委會工作20多年的趙信林回憶起曾經的困苦生活，表情凝重。

　　2014年，精準扶貧在萂村開展，利好政策接踵而至，如何對癥下藥讓村里190戶建檔立卡貧困戶脫貧成了趙信林的首要任務。他覺得，村支書就是要幫大家找準致富路，但萂村在這條路上走得十分不易。

　　萂村下轄8個自然村，共1725戶6207人，有白族、傈僳族、漢族三個民族。自然村間的距離遠的可達十幾公里，有些分布在山地，有些則在壩區，自然條件、交通條件、民族習慣都相去甚遠，很難以單一的規模性產業實現脫貧致富。

　　云南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樊堅認為，萂村的產業之困也是整個云南省乃至更多貧困地區的共同困境。“扶貧需要產業支撐，但復雜多樣的地理條件使產業難以形成規模，必須因地制宜。”

　　趙信林憑借多年在農科站工作的經驗，與鎮上多部門反復調研溝通，最終確定了壩區發展葡萄產業，山區發展核桃、冬桃等經濟林果和山羊養殖，并根據各自然村民族特色制定了傈僳族、白族風情旅游扶貧試點村規劃。

　　產業選定了，啟動資金卻遲遲沒著落。經過幾番開會商議，趙信林帶頭和其他3名村委以個人名義每人貸款125萬元(人民幣，下同)。

　　“跟家人也是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啊。”趙信林笑說，雖然家人仍有擔憂，但最終還是支持了他的選擇。“為了貸款，我跟媳婦還梅開二度。”說起這個小花絮趙信林笑得爽朗，“當初結婚證上寫的是小名，跟身份證信息不一致，又重新辦理了結婚證。”

　　如今，萂村葡萄種植基地已順利運營一年，貧困戶們通過土地流轉、入股、務工獲得了相應收入。萂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已減少到78戶242人。

　　村支書作為中國扶貧工作的“先頭部隊”，熟知農村及農戶的情況。有能力的村支書就像中國扶貧工程中的“過河卒”，能帶動村民改變貧困的命運，打通脫貧的“最后一公里”。

　　大山深處，究竟該種點啥？也是困擾湖北省歇馬鎮簡槽村村支書蔣赤忠多年的疑問。據歇馬鎮鎮志記載，1986年簡槽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7元，而2016年已有一萬余元。正是由于煙葉種植，這個距離鎮中心50公里、平均海拔1350米的偏遠村落得以重生。

　　1996年，政府經過試驗后，決定聯合煙草部門在簡槽村推廣煙葉種植，而村民多持觀望態度。蔣赤忠帶頭種了20畝煙葉，畝產200多斤，每畝純收入近500元，比糧食收入高6倍。第二年，70%的農戶開始嘗試種植煙葉，加之市場行情好，當年的畝產收入也翻了一番。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村支書們對村里的點滴變化如數家珍。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白河村黨支部書記李應懷說，水電路等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拉近了這偏遠高寒山村與城鎮的距離，原本打算“外逃”的不少村民選擇留守，近期村里隨處可見建新房的忙碌場景。外出打工、留守種植養殖、發展旅游業，長期“一窮二白”的白河村村民看到了多種脫貧致富途徑。

　　在扶貧路上面對的不總是喜悅，村支書也是此次脫貧攻堅戰中最直接面對扶貧痛點的人群。最讓李應懷頭痛的難題是，盡管大多數村民都使出渾身解數借“外力”告別貧苦，但仍有零星貧困戶存在“破罐子破摔”“等靠要”等消極脫貧態度，甚至個別村民以“貧困戶”為榮，刻意“哭窮”等救助。

　　“扶貧先扶志，這話一點兒也不假。”趙信林對部分貧困戶“思想不脫貧”也深感困擾，但他總結出自己的思想脫貧公式：耐心+示范+教育。“真心把貧困戶當朋友，才能把政策落到實處，再通過身邊脫貧的例子激發貧困戶發展的欲望，落實到實際行動，最終通過發展教育逐步提高人口素質，徹底擺脫貧困。”

　　盡管扶貧之路充滿艱辛且悲喜交集，不過村支書們對如期“奔小康”都信心滿滿。李應懷說，青山綠水、鳥語花香中的白河村是眾多城里人眼中的“世外桃源”，旅游業的籌備工作已經啟動，相信隨著旅游客流的到來，白河村的貧困將一去不復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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