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給側改革推動實體經濟振興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7%，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8.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3%。

　　這組數據表明，今年以來我國供給和需求兩端均實現了穩定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進一步增強。這一成績的背后，與我國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密不可分。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運行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這些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雖然存在于供給和需求兩側，但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在供給側。

　　結構性矛盾的存在，嚴重拖累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例如，近年來實體經濟的投資意愿持續低迷。2016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出現了斷崖式下滑，比上年僅名義增長3.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量資金涌入金融、房地產領域，資本的“脫實向虛”加大了經濟運行的風險。

　　又比如，作為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制造業早已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制造”仍然無法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中國游客每年在境外的消費超過萬億元，不少消費者甚至專程從國外買回馬桶蓋、電飯煲。消費的大量外流，正是國內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結構性矛盾的外在表現。

　　要解決好實體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就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更多地從供給側發力，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

　　今年以來，我國繼續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通過簡政減稅、放寬準入、鼓勵創新，持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減少無效低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

　　在簡政放權方面，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按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始終抓住“放管服”改革這一牛鼻子，通過改革以審批發證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管理體制、革除與審批發證相關聯的尋租權力和不當利益、改變與審批發證相伴的“看家本領”，推動政府加快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最大限度減少審批，多措并舉加強監管，不斷創新優化服務，打造便利、公平的市場環境，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為進一步促進創新對實體經濟的引領作用，中央通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各方面把創新提升到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積極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和思路，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全面實施《中國制造2025》，全社會的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得到激發，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和支撐作用明顯增強。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更鮮活的動力。今年前5個月，全社會用電量約2.43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6.4%，增速較去年同期回升3.6個百分點；國家鐵路貨物發送量完成12.03億噸，同比增長14.70%。這組數據進一步佐證了實體經濟運行的企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2017年，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而要進一步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必須堅持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始終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

　　一方面，要解決好實體經濟發展中的存量矛盾，特別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實體經濟多年積累的產能過剩、庫存過多等存量矛盾和問題解決好，使實體經濟輕裝上陣，逐漸煥發經濟增長的新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始終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努力改變實體經濟面臨的生產方式粗放、產品附加值低等特點，提升產品質量，提高企業效益，滿足消費者的消費升級需求。

　　當然，要振興實體經濟，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全面推行清單管理制度，把不該有的權力堅決攔在清單之外，不斷優化制度環境；全面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切實減少涉企收費，降低企業負擔；徹底打破各種互為前置的審批怪圈，著力推動壓減工業產品生產許可，除涉及安全、環保事項外，凡是技術工藝成熟、通過市場機制和事中事后監管能保證質量安全的產品，一律取消生產許可，為民營企業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使中小微企業能夠更好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發揮外資企業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提升實體經濟微觀主體的發展能力。

　　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體經濟振興，這是一個化蛹成蝶的過程，其中既充滿希望又伴隨陣痛。面對這一緊迫而又艱巨復雜的時代重任，必須勇往直前，擼起袖子加油干，才能使實體經濟發展獲得源源不斷的新動力。（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林火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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