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爭先 擊水中流——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改革篇

　 2002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省長）深入武平縣調研林改工作，與當地林農親切交談。（資料圖片）

　　改革惠及民生

　　增進福祉，讓百姓真正受益

　　“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兩個文明建設的最根本出發點。各級領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習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被稱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中國農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赴率先探索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龍巖市武平縣進行專題調研。在聽取匯報和實地調研后，習近平強調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歷經15年的積極探索、大膽突破和持續改革，這場由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福建保護生態、農民增收帶來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間，事關群眾利益、百姓福祉，無論大事小事，習近平都記掛在心，盡力解決。同時，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謀劃改革方略，尋求解決民生問題的最佳路徑和長遠之策。

　　習近平同志親手抓起、親自主導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就是個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樹多，森林覆蓋率已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業發展面臨種種窘境，廣大林農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時任省林業廳廳長黃建興記憶猶新，福建是南方集體林區，當時的問題也恰恰出現在“集體”二字上。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集體山林的產權主體沒有明顯界定，林農作為集體山林真正的所有權主體被虛置，林權歸屬不清、機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現了“亂砍濫伐難制止、林火撲救難動員、造林育林難投入、林業產業難發展、農民望著青山難收益”的“五難”困局。“針對這種狀況，習近平同志當年多次深入林區開展調研，親自抓起和主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黃建興剛擔任省林業廳廳長，時任省長習近平就專門找他談話。

　　“當時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業體制改革。”習近平的話，黃建興至今難忘：“他說，‘我們干林業，很多人只見林，不見人。但林是人種出來的，人對林的關注、感受、利益關聯卻往往被忽略。你們要抓緊做好調研，盡快開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戶，這在當時還沒有先例。“習省長給我們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積極推進。他說，‘為官一任，我們必須考慮老百姓的訴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險，但要試點逐步推進’。”

　　試點，選擇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縣。

　　據黃建興回憶，當時武平在進行更換舊林權證時，由于“權屬不清，邊界不明”的歷史問題，導致換證工作進行不下去，糾紛不斷。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兩個村進行試點。針對“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誰分”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在充分尊重群眾意愿的基礎上，萬安鄉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眾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體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則落實到戶。當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版林權證。

　　此后，武平在全縣17個鄉鎮各選一兩個村進行試點，開啟集體林權“分山到戶、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縣委縣政府成立林改領導小組，并制定《關于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雖然沒人反對，但結果如何，時任武平縣委書記的嚴金靜沒把握。武平縣37萬人，改革涉及的林農就有35萬人。“改革稍有閃失，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從30多個村到200多個村，隨著改革推開，問題也在增多，比如這個村山場幾十塊，地塊怎么分，歷史上的所有權難以界定；有的干部認識不到位，方法欠科學，分山的程序不到位，這讓群眾意見很大，認為“分得不公平”。

　　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訪增多，愈發讓縣委縣政府頭疼。

　　在改革最關鍵的時候，習近平到武平縣調研農業農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賓館，嚴金靜懷著忐忑的心情向習近平匯報工作。他回憶道，當時匯報的內容，主要包括武平縣正在推進的一系列改革事項，林改只是其中一點。聽完匯報，習近平特別把林改“拎”出來，語重心長地說：“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習近平親自到點上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見，他看得很細，也問得很細。”嚴金靜回憶說。

　　通過調研，習近平充分肯定了該縣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并作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調研結束后，7月初，武平縣便召開全縣改革動員大會，全力推進林改。

　　“雖說有了一顆‘定心丸’，但我還想多聽聽省長的意見。”7月27日，嚴金靜專程到福州，習近平也專門抽出時間與他會面。在這次一對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舊認為林改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再次強調，要把工作做細致，做到位。”

　　回來后，嚴金靜專門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階段性工作報告。8月29日，他把報告送到習近平辦公室。僅僅兩天后，習近平就在報告上批示。

　　這之后，在省林業部門指導推動下，武平縣的林改試點工作逐步推進。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總結武平等地經驗基礎上，出臺了《關于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旨在實現“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當年6月9日，人民日報駐福建記者經過深入調查，以《林權分到戶，小康上了路》為題，報道福建林改激發林農活力，帶來勃勃生機。

　　林改如何持續推進？黃建興回憶說，習近平當時向全省林業部門提出，要解決好“錢從哪里來、樹要怎么砍、一家一戶怎么辦”這三大問題。

　　“這些話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進。”黃建興說，根據這三個問題，福建省做了不少嘗試，也取得了很好的實效。“針對錢從哪里來，永安首創了林權抵押貸款，讓林農實現了‘撬開銀行門，盤活萬重山’；針對樹要怎么砍，當年習近平就提出要做到‘農民得實惠、生態得保護’，根據這一思路，我們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規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針對一家一戶經營，我省探索以親情、友情、資金、技術為紐帶組建林業新型合作經營組織，實現規模化經營。”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把“明晰產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作為文件的核心內容，林改上升為國家決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勢。林改也被認為是繼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重大變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職的習近平，在看望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福建代表團代表時，對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說：“我在福建工作時就著手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多年來，在全省干部群眾不懈努力下，這項改革已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實現了生態美和百姓富的良性發展。”武平變化，讓嚴金靜頗感欣慰。從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蓋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億元提高到104.67億元，財政收入從1.12億元提高到8.11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護“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紀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國人民一樣面臨著新困擾：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改善，食品供給雖無數量之憂，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農副產品中有害殘留物超標嚴重；畜禽養殖和食品加工過程中一些企業使用過多抗生素或違禁使用添加劑、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殘留物增加；食品加工、運輸、儲存等環節的設備落后，缺乏有效的檢測手段，食品后續污染問題日益突出……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在全國率先提出并親力親為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監管體系，守護廣大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為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關系我國13億多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須抓得緊而又緊。”2017年新年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對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時間回到16年前，習近平正是在福建打響全國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戰。“人民關心的事情就是我們關心的事情，人民群眾不放心的事情、不滿意的事情就是我們的過失所在!”2001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談及這項工作時的一席話，至今聽來，仍擲地有聲。

　　“現在再來回想十多年前習近平倡導并推動的這場‘民生戰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創精神和為民情懷。”鐘安平說。

　　鐘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經貿委副主任、省食安辦主任，這場戰役的見證者與親歷者。

　　“瘦肉精是當時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敵’。2000年5月，福州組織了一次抽檢，結果令人咋舌——定點屠宰場的瘦肉精檢出率高達76%。”鐘安平說。顯然，這就是習近平口中人民群眾“不放心、不滿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問題若得不到解決，我們就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著失職。” 習近平說。

　　2001年2月，新華社接連刊發兩條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報道。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閱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個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活安全，關系我省農產品能否擴大國內外市場和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的大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此前不久，省政協委員金鐵平在省兩會期間提交的“加強食品衛生的管理、檢查和監督”的提案，已得到了習近平的高度重視。“當時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門盡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協提案的建議落到實處。”

　　省長的接連兩次批示，在全省吹響了治理餐桌污染這場戰役的號角。

　　“為何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習近平曾在會上這樣問大家。他認為，問題就出在體制機制上。”鐘安平回憶說。

　　在批示中，習近平著力于治理工作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他強調：“農業生產要推廣綠色食品標準，加強病蟲害生物防治，遠離各種飼料藥物添加劑，努力使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都是無公害、無污染的產品；環保部門要強化環境保護措施，防止工業‘三廢’對農產品生產造成污染；衛生監督和工商管理部門要把好市場的入口關，加強對進入市場農產品的檢驗，堅決防止被污染的農產品進入市場，對已進入市場的被污染農產品，要依法對銷售者進行懲處；環保和衛生檢驗部門盡快建立科學的檢驗標準，完善檢驗技術。”

　　“在當時，對餐桌污染明確提出綜合治理的路徑和機制，非常不容易。”據鐘安平回憶，當年，在各有關部門上報的治理方案中，習近平最終肯定并拍板了原省經貿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于，我們所報的治理舉措更全面周詳，更系統有力。”

　　根據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個部門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聯席會議，自2005年起又改設省食品安全委員會。在這場“舌尖上的安全”守衛戰中，打破部門藩籬，統籌推進，逐步建立從田頭到餐桌的全程監管體系，各部門開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頭豬從“八個部門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顯綜合協調機制作用的最好例證。

　　2001年8月，習近平曾在福建電視臺演播中心接受央視記者的“面對面”采訪。“采訪中，他介紹說，我省已經率先建立定點屠宰、銷售一條龍信息網絡平臺。這樣，每天定點殺了多少豬，市場上又在賣多少豬，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時間就能得出結果。”鐘安平回憶道，在那次采訪中，面對記者各類提問，習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堅定。

　　“記者問省長，民間有一種讓豬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沒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豬，45度的坡準過不了，這種方法可不可行？省長認為，這種方法并不準。”對這一幕，鐘安平印象深刻。

　　當時，習近平笑著回答：“現在我們引進外國的檢測設備，一臺設備20多萬元，檢測可以通過尿樣檢出陽性，這就可以馬上判斷。如果沒有這個設備，憑著剛才講的那種方法去測驗，就有一個精確度的問題。”他介紹說，福建正將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對瘦肉精尿樣檢測需要的設備、試劑等經費的財政投資。對蔬菜農殘，福建的農業科研部門自行研制出一種速檢儀器，已在全省推廣。

　　“這說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視依靠專業技術手段，要求政府部門包括科研單位都來出把力。”鐘安平說。

　　重拳治“污”，效果可謂立竿見影。2001年當年，全省生豬產銷環節的瘦肉精檢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后，各級政府各部門對治理餐桌污染依舊沒有放松，一任接著一任干。十多年來，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勢不斷趨向好轉，沒有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習近平的支持下，我省每年都將治理餐桌污染、建設食品放心工程列為為民辦實事項目。到中央工作后，習近平還多次與福建的同志談話，強調要繼續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鐘安平說。

　　將人民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是習近平秉持的原則。

　　“群眾的衣食住行、開門七件事，始終是我們關心的主要問題。”1991年初，習近平在擔任福州市委書記剛滿7個月時說。

　　時任福州市委副書記趙守箴回憶說：“習近平抓改革，始終堅持一個主導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強調，要抓住群眾最關心的問題，社會反映最強烈的事情，扎扎實實地辦幾件實事。”

　　“‘福州的路，這邊起火，可烤焦對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舊城道路的狹窄。對這么一座城建欠賬太多的城市而言，僅靠國家投入的資金改造舊城，顯然只是杯水車薪。”趙守箴回憶說，習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晉安河邊、荒蕪的尤溪洲等逐一調研，他對舊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舊城改造有機地結合，采取群眾集資、吸收外資和國家投資一起上的辦法。由此，福州舊城改造出現了嶄新的局面，由原來的見縫插針式零星改造，發展為連線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間，習近平還推動出臺《城區內河污染綜合整治規劃》，用制度創新還市民清新內河；主導福州溫泉資源保護，將溫泉的有序開發納入法制軌道；針對福州環境衛生存在的問題，制定了條保塊管、強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體制機制的創新舉措，讓福州的城市建設翻開了嶄新篇章，讓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爭先，猶如中流擊水，不進則退。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的改革探索和實踐，在思想、膽識、情懷等諸多方面給福建干部群眾留下深刻印象，并轉化成為不懈推進改革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和巨大動力。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區，需要啃下硬骨頭。福建唯有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勇于先行先試，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倒逼改革，一往無前，才能早日把習近平總書記擘畫的“新福建”藍圖化為現實。（福建日報記者吳毓健 林侃 方煒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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