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生育的現實困境：先天缺陷孩子給家庭帶來什么？

　　為社會推開一扇“生門”

　　執筆：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景爍

　　視頻編導：賈夢夢

　　H5制作：中青融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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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上，29歲的李雙雙從大著肚子住進醫院的一刻起就一臉沉悶。

　　胎兒快滿30周了，一項指標不合格。優生科說，孩子出生后可能會有先天缺陷。一家人琢磨后決定引產，醫院產科的意見卻截然相反：胎兒剖出來還可以存活，引產意味著直接“打死”，既不人道也違反醫療法規。

　　圍繞這條小生命去與留的拉扯，從他們入院一直持續到胎兒出生后的救治階段。整個過程中，產婦始終一言不發，丈夫猶猶豫豫，公婆反復推算著“性價比”，醫生的解釋和勸說已近乎聲嘶力竭。

　　“出生后到底會不會有問題？”“沒人給你打包票的，我不是神，我是人。”……“先交1萬治療看看，至少給孩子一個機會。”“交了1萬，之后會不會是個無底洞？”

　　“醫生只是從生命角度考慮，但沒考慮我們家庭。孩子以后好不好走？作為監護人我們以后怎么走？這么說，好像從道德方面我是低人一等了。”李雙雙的丈夫嘆氣。

　　醫治后，孩子仍沒保住，沉重的氣氛從這個家庭入院開始，一直蔓延到他們離去的畫面結束。不少觀眾氣呼呼地評價，太沒人性了。

　　但屏幕下，看著影片的一對夫妻卻哭了。“太真實了，和我們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將近20年前，他們也曾面臨同樣的困境。孩子生了下來，雖然目前健康基本不成問題，但巨額的醫藥支出、無法預知的未來，始終緊緊地壓著這個原本還算體面的家庭。

　　這是一部講述女性生育的紀錄片《生門》，2016年年底上了院線播出，還在豆瓣上獲得了8.6分的評分。為了勾勒出產婦們的完整肖像，導演陳為軍拍了80個家庭，最終只篩選出4個收進電影。

　　農村婦女陳小鳳懷上雙胞胎，卻被檢查出是有危險性的前置胎盤，她還患有孕婦糖尿病。要保住3條人命至少要5萬元，丈夫手里卻只有5000元，找錢的路子似乎一下子都行不通。

　　再次生產的夏錦菊一直笑呵呵的，她總是云淡風輕地說，生孩子上手術臺有什么可怕的呀？可她的胎盤長在了剖腹產手術切口上，孩子順利出生，自己卻大出血，為保子宮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心臟兩次停跳，全身的血被換了4遍。

　　有兩個女兒的曾憲春想在農村生活得更好，全家為了生男孩做了所有努力，經濟本就不寬裕，還差點把命都搭上。她小聲地和護士念叨著，“農村觀念比較落后，沒個男孩老受欺負。”

　　4個同樣高危的產婦，都是剖腹產，孩子都是早產兒。對于她們來說，“生”這個動作本身似乎就是一扇門，連接著生與死，斷裂與延續，落魄與尊嚴，左右她們的是觀念和金錢。

　　拍攝素材時，導演陳為軍44歲了。按照最初的構想，他想拍一部“老百姓都喜歡看的紀錄片”。真正到醫院踩點時，他在產科里挪不動步：一個孕婦從待產到生產大概7天，之后所有的孕婦會再換一遍，這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發生，每個病房都有喜怒哀樂和生死離別。

　　生產幾乎是一個家庭里所有成員聚集最全的時刻。丈夫、娘家、婆家，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面臨的突發狀況也很多，緊急情況下當事人根本來不及整理自己去“表演”。

　　一直以來，因為隱私原因，女性的生育過程很少被具體地呈現和公開。陳為軍把不少工夫都花在說服拍攝對象上，他反反復復地和醫院磨了幾個月，最終獲得了許可。

　　他和攝像搬進了醫院招待所。一早參加產科的晨會，有時夜里來了急診，也一直跟拍到手術結束。每天拷貝素材的同時，討論第二天的拍攝計劃。盯了一年多，光是備選的素材就收集了500多個小時。

　　電影剪出來，大家發現，這不單單是“生育”的主題，而是圍繞生育更為復雜的現實困境。有觀眾總結，這些故事其實更像是貧窮與生命的博弈，希望與死亡的較量，危險與幸運的交錯，人道與人性的碰撞。

　　作為制片人，戴年文跟著紀錄片的制作走完了全程。在他看來，《生門》里的家庭就像是一個個小小的生態，各有各的苦痛，卻也在互相給出回答。生活在農村的曾憲春即使九死一生也非要生個男孩。陳小鳳丈夫的一句話就解釋了她所有行為：農村就這樣，生下來大了就好養了，兄弟多有事就能幫著跑——一籌莫展時，正是他的哥哥跑前跑后籌到了5萬元。

　　“很多人認為生就是要有質量地生，讓孩子能夠吃飽穿暖，接受好的教育。但生命本身就是有尊嚴的。按照我國的法律規定，28周以上的胎兒都有出生的權利，不該被家庭去權衡和剝奪。”他說，《生門》里體現的糾結，更像是小生命的個體尊嚴和整個家庭尊嚴的博弈，而這些選擇，永遠都沒有標準答案。

　　在戴年文看來，這部紀錄片更像是打開了一個精準的切口，通過拍攝碰到生育難題的家庭，呈現眾生相。“從生命講起，分別是生命的故事、生存的故事、生活的故事、生日的故事，只有生日的故事是講母親的事，最淺也最真實”。

　　今年56歲的李家福是這部片子里當之無愧的男主角，他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產科主任，已有30多年從業經驗。每周，他主刀的高危手術有3臺到5臺，最多的時候一天有近20臺手術，他的口頭禪是“我每月32號休息”。

　　他把《生門》看了兩遍。“這些幾乎是我遇見過最有代表性的難題”。

　　每個產婦幾乎都是急診，情況緊急，容不得過多思考與反應。最重要的是，手術室的門一關，家屬壓根兒不知道里面發生了怎樣的驚心動魄與左右抉擇。夏錦菊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大出血后，醫生建議她立刻摘除子宮，但她低聲哀求了兩次，“如果40多歲還好，但我只有33歲。”隨后，她暈厥，心臟停跳，氣氛陡然緊張。她父親被突然告知女兒病危，來不及猶豫就簽字。

　　“實際上，醫生在努力尋找一個產婦意愿與醫學專業性的平衡點，沒有鏡頭，家屬往往只看到最壞的結局。這種信息錯位特別容易把醫生推到對立面。”戴年文說，這部紀錄片也打開了長期橫亙在醫患矛盾間的一扇門。

　　在《生門》之前，陳為軍已經在紀錄片圈子里頗有名氣。他拍過聚焦艾滋病家庭的《好死不如賴活著》，也記錄了表現小學生班長選舉的《請為我投票》，但這些從未在國內正式發行過。這讓始終關注普通人生活狀態的他一直留有遺憾。

　　陳為軍家里一共6個孩子，他排行老五，卻是家里的第一個男孩。出生時，家人怕血把炕搞臟，在地上鋪了一大片麥稈灰，父親操起剪刀，在煤油燈上一過，再沾沾燈灰，咔嚓一聲就給他剪了臍帶。農歷九月的北方天氣寒冷，趁母親找衣服的時間，他就自己滾到旁邊舂米的坑里取暖。

　　求生的力量、繁衍的天職、母愛的偉大甚至時代的變遷，陳為軍把自己的思考都拍進了《生門》。這一次，他帶著《生門》走入院線。

　　2016年12月16日，這部制作歷時近5年的紀錄片終于上映，卻剛好與大片《長城》《羅曼蒂克消亡史》撞在了同一天。雖然舉辦了先看片再付費的活動，但截至去年年底，僅獲得了約107萬元票房。

　　陳為軍琢磨著把剩下的故事再搬上銀幕。在40個故事中，還有20個被做成了電視劇：全家聯合拯救戒毒媽媽、上了節育環卻再度懷上了雙胞胎的小夫妻、腦癱患者的全力以赴，“有關生產的問題源源不斷，但都是一樣的具體”。

　　陳為軍一再強調，自己沒有任何預設，所有想表達的東西都在片子里。但他還想告訴所有觀眾，這些年來，關于生產，有一些變了，也有一些仍舊沒變。

　　不僅“生”難，千辛萬苦地推開“生門”后，他們才發現，“活”也很難。靠著民間高利貸補齊款項，陳小鳳的一對雙胞胎總算來到了世界。有人道了聲“恭喜”，但陳小鳳的丈夫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兩個早產兒，意味著至少還要再籌十幾萬元的治療費。

　　也有觀眾憤憤地指責，片中的婦女更像是“沉默的子宮”，不知道自己可以有選擇權，也不懂得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但陳為軍卻表示，不能單純把問題歸咎于觀念，背后深藏的社會和文化的土壤才是關鍵所在。

　　在陳為軍看來，城市女性因為受教育程度高、經濟保障好，很少具體地面對矛盾。而剩下的沒有話語權的農村婦女，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她們的生活才最具有代表性。

　　貧窮放大了這些家庭的困難和沖突，是否選擇承擔壓力很容易就歸位于關于人性和道德的拷問。“因為社會救濟制度的缺失，我們往往把社會問題簡單地歸咎于個人問題。”他無奈地表示。

　　“從根本上看，放棄救助不是家庭冷漠，而是因為一個可能存在問題的孩子出生后，撫養全部要依賴家庭和個人，這個問題目前從社會上來說是無解的。”他說。

　　盡管展現了不少的困境和苦難，但陳為軍仍然認為這是一部正能量的紀錄片。產婦、家屬、醫生三方碰撞，建立溝通，最終獲得生的希望；同時，也為屏幕下的觀眾提供了走近他們生活的機會，看到前因后果，達成一種和解，發生一些變化。

　　《生門》的主創一共5個人，全是平均年齡快50歲的大老爺們兒。拍完這部片子，他們覺得“好像也生了一回孩子”。61歲的攝像師趙驊說，自己“已經當了幾十次父親”。

　　35年前，趙驊的女兒在醫院呱呱墜地。埋頭工作的他覺得一切順理成章，“稀里糊涂”就把孩子帶大了。如今，他終于徹底弄懂了生孩子這回事，他掏出攢了幾十年的私房錢給夫人，“你愛干什么就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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