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59份受賄案裁判文書披露：超一半受賄發生于工程

　　□　本報記者　陳磊

　　收了一套金碗筷勺用來壓箱底兒,卻砸了自己的“鐵飯碗”。這讓湖北省巴東縣公共資源交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高某后悔不迭。

　　因犯受賄罪,高某被巴東縣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兩個月,并處罰金10萬元。高某一案的判決書,被中國裁判文書網予以公布。

　　在近日披露的《受賄案件裁判大數據報告(2014-2017年度)》中,高某一案正是樣本之一,該報告由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唐新波律師團隊發布。

　　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頒布實施,隨后3年間,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全國范圍內以受賄罪為立案案由的有效裁判文書,一審文書共計12759份,其中,6872件案件的受賄行為發生在工程領域。

　　男性被告人占總數92.5%

　　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判決書顯示,2013年,工程建筑承包商陳某在參與巴東縣一工程招標時,請高某對其所借用的公司資質提供幫助。

　　在高某的運作下,陳某借用有資質的建設公司中標。為感謝高某“幫忙”,陳某送給高某現金4萬元。

　　對高某來說,一次“幫忙”獲得了幾乎相當自己一年工資收入的“外快”。

　　此后不久,高某又幫助陳某利用所借他人公司資質,在另一項目工程招標中中標,陳某“知恩圖報”,送給高某“感謝費”3萬元。

　　2014年,在高某的支持和幫助下,陳某借用他人建設公司的資質再次中標巴東縣一工程項目。為感謝高某“幫忙”,陳某先后兩次送給他現金10萬元。

　　根據巴東縣人民檢察院的指控,包括上述款項在內,高某先后收受陳某錢款共計26.5萬元,在工程領域給陳某“幫忙”。此外,高某還收受其他人的財物,包括一套價值4萬多港元的金碗筷勺。

　　巴東縣法院審理認為,高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構成受賄罪。高某在案發后,主動到辦案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實,應當認定為自首,依法可以減輕處罰。綜合以上情節,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年兩個月,并處罰金10萬元。

　　高某受賄一案,僅是2014年至2016年3年間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受賄案件之一。

　　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頒布實施,要求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將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未成年犯罪、調解結案等情形之外的全部生效裁判文書在互聯網公布。

　　《受賄案件裁判大數據報告(2014-2017年度)》據此統計發現,2014年至2016年,全國范圍內以受賄罪為立案案由的有效裁判文書,共計一審文書12759份,二審文書7552份。

　　在一審12759份文書中,2014年審理4833件,占比37.9%；2015年審理2983件,占比23.4%；2016年審理4943件,占比38.7%。

　　從審理法院情況來看,由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有11811件,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有945件,只有3件由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可以看出,基層法院承擔超過九成的審判任務。

　　此外,在能夠檢索出性別的8198篇判決文書中,女性作為被告人的有615篇,僅占總數的7.5%,說明男性被告人占比92.5%,是受賄犯罪的絕對“主力軍”。

　　醫療教育行業受賄案多發

　　靠著工程收受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并非高某一人。

　　天津市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建設交通局原局長郝某,利用職務便利,在工程質量監督、安全監管、安全文明施工方面,為天津市一家園林公司謀取利益,因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

　　2009年至2012年,郝某在天津市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一家金融投資公司擔任常務副總兼總工程師,曾主管工程部,負責工程現場組織管理等工作。

　　2012年之后,郝某擔任濱海新區中心商務區建設交通局局長,負責建交局全面工作,其中包括對中心商務區內建設工程項目進行質量監督、安全監督以及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

　　2013年春節前后,郝某在辦公室內收受一家園林公司總經理劉某給的天津銀行禮儀卡一張,卡內存有50萬元。

　　不久,郝某讓其妻子秦某將該50萬元轉入秦某名下的銀行卡。2014年1月,該50萬元被以其個人名義購買理財產品。

　　2015年4月,郝某得知劉某因涉嫌行賄犯罪被檢察機關立案調查,擔心自己受牽連被查處,于2016年3月將該款退回給劉某的弟弟。

　　一周之后,郝某因涉嫌犯受賄罪被天津市河東區人民檢察院決定刑事拘留,接著由濱海新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

　　濱海新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郝某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錢款,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觸犯刑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法院依法作出判決,以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3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對涉案贓款50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受賄案件裁判大數據報告(2014-2017年度)》分析認為,受賄行為發生在工程領域的現象較為普遍,涉及工程領域的6872件,占比54%,超過一半。

　　就受賄行為發生的領域和行業而言,緊隨工程領域的是采購領域和招投標領域,占比分別達到22.4%和21.3%(因為同一起案件會出現多個受賄行為,百分比總數會超過100%——記者注)。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實務中,工程、采購、招投標領域成為受賄案件高發地帶或者說重災區,表明這些領域是受賄犯罪主要的風險點,其原因在于,這些領域利益和資源較為集中,容易滋生腐敗。

　　彭新林的建議是,針對工程、采購、招投標領域受賄案件高發的情況,可以考慮進一步完善預防性的立法,對于權力比較集中、資源比較集中的領域和行業,加大監管力度,比如進一步完善公示制度、監督制度等,壓縮尋租空間,防患于未然。

　　除了工程、采購、招投標占據此類犯罪高發行業和領域的前三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發生在醫療領域的受賄案件有2153件,占比16.9%；發生在教育領域的受賄案件為1554件,占比12.2%。

　　在彭新林看來,醫療、教育行業的受賄案件比例如此之高,可以說改變了過去一段時間人們認為這是“清水衙門”的印象,同時說明只要有權力并且沒有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就會有尋租的空間,就可能滋生腐敗。

　　“醫療、教育領域的腐敗,啃食的是群眾的獲得感,有損社會的公平正義,對群眾來說危害更大,尤其值得關注。”彭新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接下來的反腐敗工作,需要扎實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查處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微腐敗。”

　　刑罰與黨政紀處分有序銜接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蓮花中學原教務員黃某,在負責該校學生的日常學籍管理、招生信息審核、錄取通知書發放等工作中,非法收受90多萬元,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

　　黃某自2000年開始擔任蓮花中學教務員。2013年4月至8月間,黃某伙同何某利用其職務便利,為28名不符合入學條件的學生辦理了入學手續。為此,何某收取學生家長77.3萬元,黃某從中分得56萬元。同年7月至8月,黃某伙同他人又為16名不符合入學條件的學生辦理了入學手續。兩人從學生家長或中間人處收取了40余萬元,黃某分得29萬余元。

　　此外,黃某還曾因他人請托,為另外3名學生違規辦理入學手續,并從中獲利5.9萬元。

　　當年開學后,蓮花中學發現初一新生學籍名單與實際在讀學生名單、人數不符。黃某向學校承認了違規招生的事實。

　　2014年1月,黃某因涉嫌受賄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幾個月后,檢方對此案提起公訴稱,黃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觸犯刑法,應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審理后,依法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6個月。

　　根據報告的統計分析,2014年至2016年,全國范圍內以受賄罪為立案案由的一審有效裁判文書中,像黃某這樣因為受賄行為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并不多,總計有1495件,其中,2014年868件,2015年523件,2016年104件。

　　2014年至2016年,全國范圍內以受賄罪為立案案由的一審有效裁判文書中,因為受賄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比較少,為19件,其中,2014年13件,2015年5件,2016年1件。判處死刑的案件數為3件,且全部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因為受賄被判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判決數量占大多數。

　　在《受賄案件裁判大數據報告(2014-2017年度)》中,最為常見的判決結果是3年以上(含)不滿10年有期徒刑,為4869件,占比為38.1%,其中,2014年2180件,2015年1136件,2016年1553件。

　　數量排名第二的判決結果是不滿3年有期徒刑、拘役,為4343件,占比為34%,其中,2014年1045件,2015年786件,2016年2512件。

　　另外,免予刑事處罰案件共有1500件,占總數的11.8%。

　　上述三者合計占比超過了80%。

　　對此現象,彭新林認為很正常,“近年來,我國通過刑法修正案,一直在對刑罰結構進行調整,包括對死刑的限制適用和對‘生刑’的加重適用,使刑罰結構更趨合理性”。

　　彭新林分析說,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對重大貪污賄賂犯罪的刑罰適用增加了終生監禁措施,在保留死刑的基礎上,減少死刑的適用；另一方面,“生刑”的適用趨向輕刑化,與我國整體的刑罰趨勢相一致。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撰文認為:“各種財物性犯罪,都可將犯罪分為較輕犯罪、較重犯罪和特別嚴重犯罪三個層次。比如,較輕犯罪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嚴重犯罪占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特別嚴重犯罪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一名理事向《法制日報》記者表示,他對此表示贊同,這種犯罪層次切分同樣適用于受賄犯罪領域,根據裁判文書梳理,受賄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數量,本身比例確實不高。

　　彭新林表示,刑法這樣調整之后,對職務違法案件和職務犯罪案件來說,既突出了刑事打擊的重點,也體現了黨紀嚴于國法、把紀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要求,做到了刑事處罰與黨紀政紀處分的有序銜接。

　　彭新林建議,下一步,我們需要盡快出臺國家監察法,全面監察行使公權力的工作人員,對于職務違法案件,由國家監察機關依法依紀進行調查處理；對于涉嫌職務犯罪的案件,由國家監察機關依法調查處理后移送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適用刑法予以懲戒。

　　制圖/李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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