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亭最后一處日軍侵瓊遺跡被挪動 志愿者呼吁開展搶救性保護

　　這一個個橋墩，見證了日軍侵瓊的罪行

　　居民為引水把它挖出挪50米

　　保亭加茂最后一處日軍侵瓊遺跡“搬家”

　　一臺挖掘機將橋墩一一鏟起。

　　“毀滅一個遺跡，就少了一個歷史見證。”從事“慰安婦”調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陳厚志憂心地表示，他希望政府部門能夠亡羊補牢，對這一日軍侵瓊物證開展搶救性保護。

　　記者李夢瑤 圖片由陳厚志提供

　　日軍強征村民修路架橋

　　每當回憶起那年春天，90歲的黃開漢老人耳邊依舊回蕩著隆隆的炮彈聲和飛機的轟鳴聲。1940年春天的一個凌晨，駐三亞日軍派多架飛機對保亭境內進行輪番轟炸、掃射，次年侵占了加茂鎮并在加茂河畔建立起據點。“為了盡早開通藤橋通向縣城的橋梁和公路，日軍在附近十多個村莊挨家挨戶征集民工修路架橋，就連剛剛斷奶的小孩子也不放過。”加茂鎮什杏村村民黃開漢回憶，1942年，年僅15歲的他被抓去，負責在加茂河河床上修建橋梁。

　　每天天剛亮，黃開漢和村民們就得準時來到河邊干活，沒有休息時間。“日軍要我們挨個沉下水撈泥沙，如果一次撈不夠兩竹筐的話，就要被抓去罰做‘四腳牛’。”黃開漢用手比劃著告訴記者，所謂“四腳牛”就是讓人學著動物的樣子，四肢著地，地上則有一把帶刺刀的長槍正對著人的肚子，只要手一沒勁兒，尖刀就會刺穿肚子。

　　由于活多人少，每個村每輪又必須派出5名勞工，這讓許多稚嫩孩童不得不代替生病或年邁的父母應征勞工。可小孩子干不動活怎么辦？“日軍會故意用捕魚的導電棒來電擊這些孩子，看著他們疼得在地上直打滾時，還大聲嘲笑……”年邁的黃開漢老人對許多事情的記憶都模糊了，可對于“壞到極點”的日軍面孔，如今卻依舊記憶猶新。

　　“壞到極點”的日軍，當然不會放過那些被抓的婦女。“他們從勞工中挑中長得好看的年輕姑娘，直接拉到橋墩邊進行強暴，之后被強暴的姑娘還得繼續干活。”陳厚志告訴記者，為了防止勞工們逃跑，日軍在河道下游拉起一道電網，已故的“慰安婦”受害者陳金玉阿婆當年被日軍強暴后，趁傍晚天黑時從水底游泳逃回了家，第二天便被日軍抓了回來，遭到更為殘酷的“懲罰”。

　　陪同海南“慰安婦”受害者奔走多年的陳厚志坦言，在修建加茂橋的這一年時間里，根本無法得知到底有多少老幼婦孺受到了日軍的迫害與虐待。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歷史的親歷者相繼離世。

　　如今橋墩挪離原址沙石掩蓋。

　　居民為引水將橋墩挖出挪走

　　長約60多米、寬約3米的加茂橋于1943年修建完成，此后兩年里也成了日軍從藤橋向保亭縣城輸送軍事物資的重要通道。1985年，一場洪水將這座加茂橋橋面沖毀，僅留下幾個橋墩孤單單地矗立在河面。次年，原南茂農場(現為南茂居)出資在加茂河上重新架起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大橋。“由于之前保護意識強，一大批紀錄侵瓊日軍罪行的重要遺跡遭到毀壞，也讓這幾處橋墩成了加茂鎮境內的最后一處二戰時期罪證類遺跡。

　　可就在12月18日，這處日軍侵瓊最生動的證據之一，卻被南茂居的職工們用挖掘機盡數鏟除。“我們有四五千人要喝水呀，農場(南茂居)的水井沒水，只能把這些橋墩移過去當成臨時水壩，達到抬高水位的目的，實在沒辦法才出此下策。”當被問及為什么要挖出這些有著特殊歷史意義的橋墩時，南茂居相關負責人黃延澤稱，他們只是將這些橋墩移到別處而已，并不算是毀壞遺跡。

　　記者19日下午在加茂河畔看到，幾處橋墩從水中挖出后，被移至離原址約五十米外，被泥沙完全掩蓋后堆成了一座臨時水壩。隨后，記者聯系到保亭縣博物館館長陳玉林，他表示,類似的侵華日軍罪行遺跡在省內還有很多，所以并沒有將其納入文物保護對象，目前也暫時不會針對此事作出相應對策。

　　“作為日軍侵瓊罪行的鐵證，怎么能輕易挖掘且挪動呢？如今‘慰安婦’事件受害者們雖然已相繼離世，但她們的后代仍將繼續通過各種渠道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保護這些遺跡，就是為了讓這鐵一般的事實展示在全世界面前，讓否定日軍侵華罪行的人難以抵賴。”陳厚志坦言，好在這些橋墩挖出后還沒有被銷毀，他希望有關政府部門能盡快對這一侵華物證開展搶救性保護。

　　新聞鏈接

　　2001年7月，在志愿者陳厚志等人的幫助下，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陳金玉、黃玉鳳、譚玉蓮、譚亞洞、鄧玉民等8名海南“慰安婦”事件受害幸存者，前往日本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還她們清白，并給予相應賠償。經過長達8年多的訴訟，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隨著黃有良老人于今年8月12日在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家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至此赴日訴訟的8名海南“慰安婦”原告均含恨逝世。

　　其中，陳金玉、黃玉鳳來自保亭加茂地區。而據陳厚志多年以來的調查顯示，加茂地區至少有55位有名有姓的受害者曾被日軍強迫做過“慰安婦”，不愿透露信息及身份的受害者更是難以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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