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酒店偷拍須明晰法規加大力度

　　日前，有媒體記者通過國內各地法院查詢到酒店、出租房等房間內偷裝針孔攝像頭的案件高發。記者對數據進行梳理發現，此類案件全部發生于2016年之后，所涉案件中，涉及酒店的27件，涉及全國各地酒店35家，其中住宿標準在400元以下的經濟型酒店31家，占比近九成。

　　33件的數量，相比于輿論場上關于酒店偷拍的話題熱度與民眾的生活經驗，似乎還有距離。然而，多名法官表示，案件的絕對數量不多是因為此類案件極具特殊性和隱蔽性。不難想象，在司法視野之外，類似情況恐怕有著更為龐大的基數。記者統計案件發現，包括北京、深圳、杭州、蘇州、成都等24個各線城市，均有偷裝針孔攝像頭案例。可以說，無論是南方北方、沿海內陸、大城市抑或小城鎮，均有類似案件。

　　現實情況是，旅客對于酒店偷拍，幾乎沒有防范能力。檢索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可知，諸多案件是由于牽涉敲詐勒索才有曝光的機會，旅客自主發現的手段甚為有限。長此以往，很可能會導致在旅客群體中恐慌情緒蔓延，甚至造成社會信任的撕裂，并最終加重社會的運行成本。

　　然而對于酒店偷拍，不僅旅客沒辦法，治理似乎也困難重重。從司法工作人員及學者的意見看，治理難點不少：一是設備銷售渠道未經規范，網絡平臺隨手可以搜出偷拍設備；二是有關部門職責權限沒有厘清，這些涉及公共利益的設備，誰來管、怎么管仍不明晰；三是處罰震懾力不足，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受到刑事處罰的案例并不多見。類似案件多數以治安案件處罰。

　　可見，法規清晰度不足、治理強度不夠是偷拍泛濫的主要原因。這些原因其實是熟悉的，曾產生過轟動影響的大案、在輿論場經歷了長期炙烤的電信詐騙，究其原因也集中在法律規定與執行力度這些“元問題”上。殷鑒不遠，正因為治理措施相對滯后，致使電信詐騙一度成為痼疾，根本性改善依然任重道遠。因此，對于酒店偷拍亂象，更當提早作出安排。

　　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屢屢成為治理難題，也說明個人隱私理當在法治格局占據更高層級的位置。如今，權利意識在民眾認知譜系中已占據重要位置，在立法、司法層面也須對個人隱私的相關議題作出與民眾期待程度相符的資源分配，起到及時、有效的法律保障。

　　如今，網上也出現了一些防范偷拍的提示，如“可以關閉房間的燈，拉上窗簾，讓房間處于完全黑暗狀態，然后開啟手機照相功能，圍著房間轉一圈，有針孔攝像頭的位置，可以看到紅點”等。這一幕實在熟悉，在電信詐騙、保健品詐騙、食品安全等話題中，類似提示已見過不少。然而在經濟社會活動日益多元復雜的現代社會，涉及民眾的廣泛問題顯然不能只是通過“生活智慧”“防范貼士”等自救措施來解決，必然要有更為穩固的制度安排，保障社會成員思慮簡單、信賴他者、更具安全感的生活樣態。

　　（作者：夏研，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