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養加圈養”，暑托班往哪兒走

　　“裸奔經營”，暑托班遭遇身份尷尬

　　由于經營項目橫跨教育、家政、餐飲等方面，托管班性質難以界定。這也導致暑托市場在監管上處于教育、工商和勞動社會保障等部門職能范圍的“真空地帶”。

　　長期關注假期托管現象的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認為，假期托管是家庭的“剛需”，也是一個發展趨勢，但目前暑托班面臨“合理不合法”的尷尬。

　　記者在北京走訪的5個家庭托管班中，有4家是“發揮余熱”的退休教師開辦的。盡管這種暑托班深受家長歡迎，但由于沒有正規的營業執照和衛生許可證，他們中大部分都處于無制約的“裸奔”狀態。

　　“‘裸奔’是薄利經營背后的無奈選擇！”北京某家庭托管中心負責人賴女士告訴記者，“說實在的，我辦的這個托管班每月的盈利和虧損都不會超過1000元，誰會愿意為了這1000元的外快費心勞力地辦執照呢？”記者撥通賴女士電話時，她正在外地出差，托管班交給母親打理。

　　另外，高昂的行政審批成本也讓多數小本經營的托管班望而卻步。覃中濤給記者算過成本賬：“當年進入托管市場時的40萬元啟動資金，除去房租、教師工資和其他雜項，僅行政審批這一項就花了近8萬元，耗去的時間成本還不算，最后只辦下來一個教育咨詢公司。”

　　實際上，除了薄利化經營和資金缺口等問題，“婆家難覓”才是托管班無法在規則里出牌的根本原因。由于經營項目橫跨教育、家政、餐飲等方面，托管班性質難以界定。就監管而言，暑托市場正處在教育部門、工商和勞動社會保障部門職能范圍的“真空地帶”。

　　相關研究認為，絕大多數托管班都處于無證經營狀態，除了一部分舉辦者故意逃避監管，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沒有關于托管班管理的明確規定，也沒有明確任何一個部門負責托管班的審批，導致舉辦者不知道該向哪個部門提出申請。

　　很多經營者只能依靠“踩過界”的方式游走于規則之間。比如，記者走訪的家庭托管班基本都提供午休和午餐，卻沒有一家能拿出衛生許可證；而大部分有“名分”的機構暑托班，也在打“擦邊球”：以門檻較低的教育咨詢公司入局，卻正兒八經地做著教育培訓的業務。

　　覃中濤告訴記者，現在申辦專門的中小學托管班很難，因為按照《北京市民辦非學歷教育培訓機構設置管理規定》，“具有能夠滿足教學需要的相對穩定的辦學場地和教學用房，校舍面積不低于500平方米，其中教學面積不少于80%。房屋產權清楚，租用期或使用期限不低于3年，適合辦學，無安全隱患。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室作為辦學場所。教室和辦公室應設在一處”。在此情況下，很多托管班要么無合法身份，要么是由教育培訓機構順勢而為。

　　無照經營或者資質不全帶來的問題顯而易見。“不好意思，我們這里不能開發票！”送孩子入托的劉女士在交暑托費時，得到了某托管中心這樣的答復。這讓劉女士心里沒底。“沒有書面憑證，只依靠口頭合同，萬一出現糾紛要怎么處理呢？”劉女士說。

　　對家長來說，托管的底線是安全，劉女士的疑問道出了很多家長的心聲。然而，在記者走訪的托管班里，沒有一家能夠提供發票以及簽訂書面合同。當問及“入托責任書”時，幾家托管班的工作人員均表示“沒聽說過”。記者在北京市工商局企業注冊信息網上進行查詢，也未發現這些托管班的注冊信息。

　　“從法律上說，這類收費托管班均無經營資質，一旦出現爭議，消費者無法找其主管部門維權，只能起訴到法院解決，這大大增加了維權成本。”北京昆鵬律師事務所律師何早雪告訴記者。

　　在孫宏艷看來，根治暑托亂象，規范暑托市場，關鍵要給暑托班找到可以歸屬的“婆家”，并且建立這個行業的準入機制，還要有定期的監測和培訓，對托管機構的工作內容、流程、效果等都應有所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