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見——多么美呀！”這是著名作家楊沫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中，女主人公林道靜第一次看見大海時發出的贊嘆。

　　王合升第一次看見大海時，年輕的心靈也被震撼了，所以他準確地記住了上島第一天的日子：2007年7月11日。

　　第二天，王合升到鸚哥嶺自然保護區管理站報到。幾天后，在老站長周亞東的帶領下進山了，他看見了另外的海：山海、綠海、云海，層層疊疊、綿延不斷、變幻無窮。

　　和王合升一樣，在鸚哥嶺，有幸見識這些“海”的，還有26位年輕的大學生：

　　他們剛走出大學校門，就選擇了鸚哥嶺，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青春和這個綠島的環保事業、和改變山村落后面貌緊緊結合在一起。

　　數年如一日，他們品嘗著苦、澀、辣，創造著愛與美，享受著歡樂與甜蜜，譜寫了一曲壯麗的青春之歌。

　　　第一樂章苦苦的是筋骨苦的是心志苦是成長的學校

　　鸚哥嶺磅礴恢宏的美，讓人震撼。但初來乍到的年輕人起初沒想到，大美背后有大苦。

　　首先，爬山很苦。熱帶雨林覆蓋的大山，看上去不似內地的高山陡峭奇峻，蔥蘢平緩的綠意之下，卻是一個連著一個的溝谷。剛爬上了山，又要下到谷底；剛下到谷底，卻又要爬另一個山峰。

　　管理站社區科的李國，是從深圳一家銀行跳槽到鸚哥嶺的。他是海口人，因為熱愛家鄉，熱愛自然，最終選擇上鸚哥嶺。但剛上山時，有恐高癥的李國，對爬山有說不出的畏懼。在經歷很長時間的磨煉后，爬山依然是李國的弱項。他笑說，之所以選擇社區科的工作，是以為這個科室的工作會爬山少一點兒。

　　“最苦的還是鸚哥嶺劃界定樁的時候。”王偉鋒，河南來的小伙子，白凈、瘦小，看上去有些單薄，很難想象他是怎么捱過他所陳述的艱苦的。

　　2007年，王偉鋒畢業來到鸚哥嶺，和王合升一樣，他是保護區管理站招來的第一批大學生。王偉鋒學的是林業地理信息技術。2008年7月，省林業局在全省林業系統啟動數字化保護區建設，通過實地采集信息，把保護區的地形地貌、動植物資源等各種資料數字化，對保護區資源進行動態的監測與管理。

　　數字化保護區建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對保護區劃界定樁，只有清晰地界定了保護區的界線，并將其地界標示出來讓周邊村民知曉，才能更好地保護。

　　劃界定樁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兒。“大的界碑有三四百斤重，小的標樁也有120斤重。”當時的鸚哥嶺保護區幾乎無路可行，別說汽車，連摩托車都開不進山。王偉鋒告訴記者，那些標樁，全靠大學生和220多名護林員一起，肩扛、手抬、背負，一步步費盡千辛萬苦弄進山。

　　“路寬的地方，還可以抬；路窄的地方，只能用繩子綁住標樁，大家一起喊著‘號子’往山上拖。”那些日子，每個人的肩、背上，滿是火辣辣的勒痕，雙手的虎口也被繩子勒得生疼。

　　200多公里邊界上，他們埋了12個界碑、120個標樁，這么大的工作量，僅僅用了一個多月就完成了。可以說，這些年輕人用腳丈量出了鸚哥嶺的邊界。

　　皮肉之苦可以忍受。心志之苦，卻難以忍受。4月15日上午，采訪王合升時，記者問到他從山東那么遠到海南工作，父母是否支持他。沒想到，小伙子突然紅了眼眶，哽咽難語，以至于采訪都難以進行下去。他躲進洗手間，沖洗淚水。

　　下午，記者問王合升一年回家幾次，他說兩次，“家里有事情”。男兒有淚不輕彈，王合升的淚水里，一定藏著對親人很深的牽掛和思念，還有他不想訴說的痛苦。

　　這些大學生，絕大部分是80后、90后，在他們父母的眼里，還是沒長大的孩子，還是捧在手心的心肝寶貝。如今遠離親人，在偏遠的大山工作，要學會吃苦，學會成長，他們自是面臨一番心志的歷練。

　　社區科科長王云鵬是海南昌江人，畢業在外工作兩年后，最后選擇了鸚哥嶺。他是家中長子，家里還有一個小他好幾歲的弟弟。王云鵬幾乎常年累月駐扎在南開鄉道銀村開展社區工作，幫助村民建環保旱廁、軟床豬圈，引導村民發展稻鴨產業、林下經濟等。

　　道銀村沒有手機信號，也沒有與外界聯絡的通訊工具。有時候，實在擔心父母了，他就在當地護林員的指點下，跑到山上一處空曠的制高點打電話，這里勉強能接收到信號，斷斷續續和家人互報一聲平安，又回到村里繼續工作。

　　就這一聲平安，王云鵬得來回走1個小時的山路！

　　收入也很低，2007年，科研人員、管理員每月工資1000元，護林員440元。這樣的收入，男孩子們舍不得買一件好衣服，女孩子們舍不得買口紅、護膚品。盡管每日野外調查，很傷皮膚，女孩們還是舍不得買防曬霜。在27名年輕人身上，沒有名牌，甚至連簡單的首飾，都幾乎沒人戴。

　　五年里，這些年輕人就是這樣，忍受著寂寞、清貧，重復著在外人看來很枯燥的巡護、調查、社區宣傳工作。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苦難是催人成長、促人成熟的最好學校。”周亞東把鸚哥嶺保護區稱作“鸚哥嶺School”。他說，大家因為有信仰，所以，捱過了保護區最艱難的那段時期。

　　　第二樂章澀澀的是貧窮澀的是破壞澀是前行的動力

　　與鸚哥嶺豐富多樣的生態資源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周邊群眾的貧窮。

　　距邊界2公里范圍內的鸚哥嶺保護區周邊，有6個鄉鎮103個自然村，1.8萬余居民，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這一地區，因交通不便、缺乏生產資金和科學種養技術等原因，經濟發展嚴重滯后。2007年，瓊中縣便文村民年人均純收入僅1800元左右，約為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3。

　　鸚哥嶺保護區周邊社區的貧窮，給劉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比較窮，有的甚至不通電。清一色的茅草屋，沒有廁所，沒有手機信號、沒有電話、不通公路。

　　這貧窮，劉磊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這貧窮，也讓他感到每月有1000多元工資是多么的富足。

　　貧窮，讓從瓊海來到鸚哥嶺的許碧果流下了苦澀的淚水。2007年，剛參加工作的許碧果進村莊宣傳環保，一位大叔熱情地邀請她到家里做客吃飯。大叔大嬸殺了一只雞。飯桌上，一個勁兒地把雞肉夾給她吃，說她一個女娃娃來到這與外界幾乎隔絕的小村工作，真是不容易。

　　許碧果很快發現，大叔大嬸的碗里是空著的，他們笑著用筷子頭沾著醬油，邊吃邊和她聊天。后來，有村民告訴許碧果，這家人很窮，這只雞是留著過年吃的，他們舍不得吃，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了。

　　許碧果難過地哭了，村民的貧窮和純樸，讓她堅定地留下來。

　　“瓊海是海南相對富裕文明的地方，我希望有一天道銀村民也能富起來。”現在，身為辦公室文員的許碧果，沒有下鄉和進山的工作任務，但她只要有機會就和同事一起到山里去，希望能給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而教育的落后，更讓大家不安。“比如，道銀村的小孩，從六七歲開始，就要結伴沿著河流，走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到南開小學上學。”李國說，道銀的孩子從小獨立能力就很強。為了幫助孩子們，大家開展社區工作時，就常常給孩子們送去文具、書籍或者一些益智玩具；晚上，還為孩子們輔導功課，直到那些孩子們進入條件一流的白沙縣思源小學讀書。

　　因為貧窮，村民對環境的依賴程度非常高。住房，砍大樹建，屋頂，需要用放火燒山長出來的茅草；吃肉，山里打獵、河里撈魚；吃菜，山里的野菜；用錢，賣山貨，或者毀林開荒種橡膠。

　　2003年鸚哥嶺第一次生物多樣性科學考察，2005年鸚哥嶺第二次生物多樣性科學考察，都發現該地區存在嚴重盜伐和偷獵行為。調查中，經常能聽到密林中響起槍聲，或者發現藏在林子里的獸夾；鸚哥嶺主峰上，能看到盜伐者辟出用來滑木的“鼠道”，從1000多米海拔一直延伸到1700多米處。

　　“保護區建立以前，鸚哥嶺環境破壞確實很嚴重。毀林、燒山、打獵、電魚、毒魚，是村民主要的生存方式。”道銀村原來的老村長、現在是護林員的符金海坦言，當時村民們毀林燒山種橡膠，他家就種有1000多株橡膠樹。

　　“村子周圍全是大山，長滿了樹，不毀林，就沒有地方種橡膠。”符金海說。全村有差不多3萬株橡膠，得砍多少樹才能種上去。

　　2008年，劉磊和護林員一起巡護時，發現有村民扛著獵槍，他上前制止，村民卻威脅他。當地的護林員嚇得不敢說話，劉磊鼓起勇氣上前沒收了村民的獵槍，指出他在保護區打獵違法。

　　同一年，幾名年輕人上山檢查時，碰到村民偷砍樹木做橫條，他們要沒收工具和砍伐的樹木，卻遭到全村老少的圍堵，村民聲稱要是拉走就有幾十支獵槍對著他們的背。

　　這群年輕人，一腔熱血來鸚哥嶺幫助當地人保護環境，有些還千里迢迢、遠離父母從外省而來，面對環境被破壞和村民的不理解，他們心里青澀難當，有時候忍不住想放聲痛哭。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長期破壞資源的惡果漸漸顯現出來，村民們更加貧窮了，甚至連基本的生存都很困難。67歲的符桂春是道銀村的老獵人，槍法準，經驗豐富，“過去一年要打十幾頭野豬和馬鹿，年年都不缺肉吃。”可漸漸地，他發現能打到的野獸越來越少了，甚至幾個月轉山都沒有收獲。

　　河里的魚也少了，幾十年前，還能抓到十幾斤重的魚，花鰻鱺、大鱗光唇魚、紅面軍魚等，肉質細膩、美味無比，可到保護區成立時，村邊的河流里，只能見到手指那么長的魚了，而且很多魚慢慢看不到，甚至絕種了。

　　管理站副站長陳輩樂長期在海南調查淡水魚資源，他發現鸚哥嶺低海拔地區魚類資源明顯衰退，比如，全世界僅南渡江和元江-紅河有少量分布的長臀鮠，已瀕臨滅絕。

　　看到鸚哥嶺村民可怕的貧窮和嚴重的環境破壞，大家沒有退卻，更覺得肩上的責任和擔子的沉重，改變貧窮、保護環境，成為他們前行的動力。

　　“貧窮是環境保護最大的敵人。不能改變保護區周邊社區的貧窮面貌，就保護不好鸚哥嶺的生態環境。”劉磊選擇了留下來。隨著對保護區了解的深入，大家再也不覺得生活寂寞無聊了，因為每天有很多事情等著他們去做。

　　這群年輕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如何改變村民貧窮的現狀，如何加強對環境的保護，如何取得村民的理解與支持。因此，他們經常往村莊跑，和村民聊天、談心，黎族同胞好客愛酒，他們學著和他們一起喝酒。

　　王偉鋒剛來時滴酒不沾，現在來兩斤米酒他也不懼了。

　　年輕人的赤誠、堅韌打動了村民，慢慢地，他們交出了手里的獵槍，停下了砍伐的刀斧，建起了禁漁區。2008年，保護區與周邊19個村民委員會簽訂了森林共管協議；2009年與周邊各鄉鎮共同開展了緝槍制爆行動，收繳氣槍、火藥槍520余支。

　　生態保護工作終于有了起色，如雨后的鸚哥嶺，滿山蔥綠，如一幅美麗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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