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到西安也是這樣一個層累的過程。所謂“去”西安，不是到達西安，而是去除疊加其上的層層累累；“去”西安，是要親長安，是要透過西安表象去親近它內心深處的古老中國情懷。長安情懷是中國情懷。

　　漢瓦當

　　漢長安未央宮前殿遺址

　　西安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

　　史學家顧頡剛曾提出“層累的中國歷史”觀，認為中國古代歷史是被一代代層累地造成的，因此應一步步地揭掀這層層累累，呈現真實的中國史。在本文的作者看來，從長安到西安也是這樣一個層累的過程。所謂“去”西安，不是到達西安，而是去除疊加其上的層層累累；“去”西安，是要親長安，是要透過西安表象去親近它內心深處的古老中國情懷。長安情懷是中國情懷。

　　兩座長安城

　　終于來到了今日西安。站在漢代長安城未央宮遺址的夯土宮室之基，看黃土夯層細節，其殘垣剝落斑駁，已兩千余年矣，依然沉實可見，讓我看到了它沉實的“西”。

　　陽光下的黃土，其黃色在陰陽五行學說中是屬于“中”的顏色，其金黃也同時是屬于“西”的顏色。“西”沉淀在時光隧道，遺落于泥土樸拙憨厚的塊塊礎石，濃縮在一塊隨手拾到的繩紋與布紋，壓印于兩面的古殘瓦片，以及掀開土層新鮮出爐的漢長安街道上忘留姓名的車轍，或博物館展櫥中書刻“長樂未央”或“長安未央”的泥陶瓦當，它們仿佛都在訴說著一個“西”的心事。

　　這次西安活動，西安市未央區接待的人介紹，主要是考察漢長安城之旅。

　　為什么要強調漢長安城？主人告訴我們緣由，是人們一說西安，以往唐代長安給人的意識特別鮮明，卻往往忘記在唐長安城之前，最早的長安城應是漢長安城。為什么會這樣呢？原來近世以來的西安城，主要是在唐代西安城的原址上于明代修建的。所以現西安城內的諸多歷史遺跡大都與唐代有關，人們來西安，自然觸目所及要更多地喚起盛唐記憶了。而那曾經達到36平方公里的漢家宮闕，自隋朝以后，便一直躺臥在隋朝開始興建的大興城的西北角，直到淪落為荒郊野地或阡陌農田。

　　長安本為漢代所命之名，唐朝接掌，繼續以隋大興城為基礎興建了它的長安城，而棄用隋朝的大興城名，長安這一稱謂才再一次在歷史時空中叫響，以至人們常連稱漢唐，如所謂漢唐氣象云云，大約便是以長安這一世界性大城作為共有的象征標志物的，可以說，因為長安，統一了漢唐，遂有漢唐一說。

　　但漢唐亦有大別，均定都長安，細辨一下，唐長安與漢長安卻不是一碼事，除了名稱外，它們不是一座城（宮城）。這一點真的容易讓外人混淆不清：不都是長安嗎？還有兩個長安嗎？除了漢唐，我們又習慣稱秦漢，稱隋唐，而秦漢與隋唐，則又是歷史上的兩個不同時段的中國了。漢唐有分，也理應從不同的兩座長安城論起。

　　然而漢與唐不同，卻實又相連。在中國時空中，在關中的地緣圖像前，我問同行人，漢唐共有長安，說唐不說漢，是有不公，但說漢不說秦，不也是不恰當的嗎？唐長安對漢長安應是移址另建的，承續其名，址不同卻也接地相連；如果說唐長安不能代表漢長安，那么漢長安也不能代表秦咸陽。我們若從同處視之，漢長安同秦咸陽的墟址卻是互有重疊的，太史公不是有云：“秦咸陽，漢長安也”嗎？可見秦咸陽、漢長安、唐長安又是連為一體的。它們自渭河北岸的咸陽故城開始，跨過渭河，漢長安又在秦咸陽渭河南岸宮室建筑基礎上改造續建，隋唐又在漢長安的南邊移址另建都城，它們在地理上接續相連，在歷史時間上也是接續相連的，在稱謂和人們的認知中如不細究也常常被視為一個東西。不過就是在現實中有的部分已變成廢墟，有的部分尤其是后來新擴的部分仍然活著而已，不是嗎？

　　從秦咸陽到漢長安

　　同行者聞言靜視，我心則又為西而奔。我想起有周一代所創的中國之西的千秋基業，實乃中國之業。這個中國之西，于關中大原自豐鎬宗周以降，再起秦咸陽，又興漢長安，中經隋大興，最后于唐長安見高端極致，于“中世紀”的世界盡顯東方風流，文明記憶綿延浩蕩，直至今天，一個西字，關中之西，中國之西，思忖可一言以蔽之。

　　是的，我們該在何種意義上來言說現實中的西安和歷史上的西安，該在何種意義上來言說漢與唐不同的長安，或相同的一個長安？其實，在秦嶺以北，八水縱橫的關中平原的中央區位，豐鎬宗周之后，秦咸陽、漢長安、隋大興、唐長安，此消彼長，鋪張錯落，墟址相連，聚落于同一片鐘靈毓秀，呼吸于同一片天府之天，在中國時空中已筑就了一個完整的歷史化的城市時空體系，我們完全可以將其合而觀之，豈獨一個唐長安又一個漢長安？自其整體觀之，它們都是西安歷史的一部分。占據關中天府，京師天下中國，它們的志向都在以一個中國之西的自覺，而擔當協合中國四方重仼。這應是唐長安以及它之前的所有時段的西京大城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落腳在東西兩京地緣政治制度安排上，一直綿延到晚唐時期，這種西京長安和東京洛陽之間的平衡掌控機制始終是左右中國格局的地緣政治主軸，其本質就是以西撐中。

　　宗周之后，東周以洛陽為京，乃是關中之“西”的局勢維艱所迫。但周之東遷，關中之西又有大秦繼之扛鼎，此時周秦之間、咸陽與洛陽之間，乃為以往西周兩京中國政治的另一種變形形態。東漢光武帝劉秀也是因西漢末年關中京兆之地被戰亂損毀嚴重，于是偏安東京洛陽。東周、東漢雖都京洛陽，但一直未改東京洛陽與西京長安之間的兩京緊密聯系機制，長安也一直作為京兆故都而具特殊的價值與地位。今天我們讀東漢班固和張衡所作的《兩都賦》和《兩京賦》，雖意在奢華西京建制風格與簡樸東京洛陽之間的對比，而稱頌東漢秉持崇實抑侈道德，但其中不免對昔日一代雄漢氣象的感傷與悲涼，卻是真實地流露于字里行間的：“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

　　總體上，中原在中國時空中占盡充分的象征性和正統性，定京洛陽可取得天下之中的輿論優勢，但它解決大中國的四方問題的能力卻相對弱化了，也是事實。等待群雄逐鹿的中原很少成為主體矛盾，或者說中原自夏商奠基并被西周確認命名后，也基本上不會成為問題，此后中國的問題大都存在于其地緣的東西南北。在中國歷代格局中，中原的重要性僅在于它的不可或缺與象征性遺產。如此看中原作為京都的洛陽，東周自不必說，春秋戰國實之；東漢雖承平一時，卻是延續西漢的大一統強盛的遺產，承受前漢基業恩澤，恐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更何況洛陽長安實為一也，都是坐實西部而臨天下，西的問題，始終居于東漢政治與文化的核心。班超繼張騫后出使西域，幾代東漢帝王基于西北安定大局而西向解決西域都護問題、北向解決匈奴問題，以西控北，西北兼制，西漢東漢的政治現實與治理傳統，地緣政治方向大體相同。

　　與漢唐相比，秦漢，甚至周秦的連稱，都或許更有道理。周人居岐山之原時，秦人居于周的西邊，《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明的秦人最西的一個地點西犬丘或稱西垂，即在今關隴之間天水附近。春秋末期時周人遷都至成周洛陽，秦國隨后東進填充，定居在周原附近的雍，進而在西元前350年秦孝公率秦人再東遷定都咸陽，隔渭河可以與南岸豐鎬宗周故城相望。于是咸陽—宗周一線又成為秦國繼西周人后再次居西以君臨天下的支點。戰國時代齊秦爭霸，中國雄心均昭然若揭，勢均力敵，甚至齊的勢頭與文化更有理由“并中國”，結果卻為秦所成功實現，不能不說秦占關中之地，得成周故地與東洛之間的兩京聯線的傳統之情勢，為歷史契機埋下了天時地利的伏筆，為其一大原因，可作一猜想。

　　進而思之，為什么秦國遷居關中渭河平原建都卻不依宗周豐鎬舊城，卻要在相隔不遠的地方命名另建咸陽新城呢？我想這很可能與周秦人所共同的王畿視野有關，這種王畿視野與觀念來自對天下中國的把握。周秦自西來而前仆后繼地崛起，都似乎先天具備那種來自于西的天命，從來都是著眼于君臨天下而依中國觀念來進行京都建設，他們建京師的視野是開放性的大王畿視野，而不是僅僅出于一座都城的考量。中國這樣宏闊的天下山河與心靈同構的統治視野，使其都城首先是國家權力中心，依皇帝的權力功能與象征意義來營建，宮殿體系是其核心內容。它是統治中心而不是經濟中心，因此生活設施和商市都是服務或服從于政治設施而后起的。政治皇權宮殿比城市更重要，主要是造宮殿而不是造城，或者宮殿即城，或先有宮殿后形成城市。周秦依中國時空的把握與視野，除了封建制（分封建國、封邦建國）或郡縣制的掌控天下中國的不同戰略思維而外，最重要的就是于偌大山河形勝的大地域把握下的京師設置戰略思維，以及筑建王畿的戰略思維。京師設置以控國土人民如前面已提到的西周開始創造的兩京制安排，就是基于西周“中國觀”的；而對王畿的筑建，自西周開始，也是基于整個關中地區山河形勝的，是開放式、大思路的，并不局限在一城之池。宗周就是由豐

　　和鎬京兩城組成的，這一形態到了秦王朝，則一改往昔格局，它完全將整個八百里秦川、天府關中當作宏偉王畿來筑建，仿佛要以一座“千里王畿”或“千里王都”來對應于大中國的天下視野。《漢書·五行志》描述秦都咸陽的盛大景象：“先是惠文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秦遂不改，至于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史記》正義引《廟記》更說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黃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屬。”看來秦都咸陽，其宮館之多，散點布局之廣，早就橫跨渭河兩岸，這樣的咸陽已不能用一座城來限定，它就是話語中極言鋪排奢華的“千里”王畿、“千里”王都，它是按照關中平原的大視野來打造的，是相對于中國之大而形成的核心區域，不用說，那個時代，今西安周圍地區，其實都是可以叫作咸陽的，而且只是咸陽王畿的一部分。秦代考古證明，秦的“千里王畿”的“非城郭制”特點，體現了獨尊君權的精神，這一精神在漢代以后均得到了延續，俞偉超先生甚至將秦漢共有的源自于國家威權性質的“中國類型勞動奴隸制”看成是所謂“中國”“秦漢”的一大特征，是典型的國家征用所有，而非日常生活的“家奴”形態。秦漢一脈，其中國精神的“大一統”傳統得到了“武器的批判”式的發揚與定型，戎武耕戰傳統是“中國”強盛的重要文明成果。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及其武力為基礎，就沒有統一中國的現實性。中國一直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

　　機感。這種危機感數千年來一直存在，“中國化”因此也是中國人的歷代使命維系。中國之“西”的使命也在此一維系。

　　那么以此秦人的中國京師王畿想象，其氣度沖破了一切城的規制。至今我們也未找到咸陽城墻遺痕，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秦人的氣度如此宏偉，后世的漢長安、隋大興、唐長安，只不過是在中國時空的王畿范疇內的漸次展開，連為城市時空整體體系，只能是以時間的優勢強抵秦人空間氣度的努力而已。它們連在一起，構成中國時空里西的地緣政治與文化之維的重要一極。這一中國之西的“千里王畿”歷史城市時空體系，是宋以前中國歷史大勢走向的有力支點，西的輝煌撐起了中國邁向極樂、長樂、未央夢想的一片西天。

　　從唐長安到西安

　　唐人的長安生活中其實也把咸陽因素經常納入了，“渭城朝雨浥輕塵”“塵埃不見咸陽橋”，這些詩句

　　可作證。這次一路上我就曾向多人打聽咸陽橋所在，得到的回答卻五花八門，使我如墜云里霧中。唐人的視野也以包容為上，此時的唐長安城已不像漢長安城那樣以宮殿為主要內容，唐長安城街市日日繁華，坊間巷弄人聲喧嘩，于是它在現西安城墻外西北角仿漢長安城未央宮的做法，修建大明宮。再往西北一點，就是原漢長安城了。此時漢朝宮殿也在唐長安城的生活視界內，是將漢長安城作為禁苑，供皇室人員游覽。李白曾有詩句：“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杜甫也說：“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延秋門即漢長安城的章城門，唐改稱延秋門。可見漢長安城與唐安城是連在一起的，其衰敗淪落鄉村間，只是元明之后的事了。

　　元明之后，長安的名稱始喚西安。它名稱中有“西”了，但這個西卻不是曾經由宗周豐鎬、秦咸陽、漢長安、隋大興、唐長安組成一體的那個輝煌的歷史之西的存在，它是元明之后中國格局偏重北方（北京），或南方（建業南京）的證明。當中國時空中的南北對峙沿長城變得日益激烈，中國時空中以西挺中的地緣政治格局也要發生變化。此時中原的中國化地理想象中心早已確立，關中天府連同八百里秦川及千里關隴古道的中國化已不成問題，由西連帶東方，齊魯等黃河中下游的中國化更是牢靠。于是我們讀到了一則故事，說在漢長安城中居住的一名農民忽一日夢見他身邊的城墻都飛了，向東掠過洛陽，一下子落到汴京開封，成為宋朝京城的城墻。這個故事是說中國時空的政治統治中心在北宋由西向東移，定都開封。然后從這汴京分岔，解決江南的中國化問題偏向定都南京，選擇解決游牧民族問題則偏向定都北京。東京洛陽包括開封汴梁之后的地緣政治動向是一分為二，要么南京要么北京，這樣的沿黃河東上的中國政治中心的地緣演化線路，就像一個倒下的橫躺的Y字符號，昭告著一個以西撐中的漫長的西京時代的行將落幕。

　　從“去”西安到“再”西安

　　在這場西京長安的中國大戲落幕后，西安的名稱因元以后被命名為西安府而一直沿用至今。這個名稱似乎沿襲了長安之名中的一個“安”字，同時又公開強調性地使用了“西”字。但人們對它的崇敬和神往較之從前卻大大地弱化了。今西安已非故長安也。西安，它是由北京或南京向西望而發出的命名，代表了中央皇權對“西部安好”的安撫、希望與祝福，就像元明以后的“綏遠”“撫順”“安東”“安南”之類的地方命名方式與文化一樣，不過是北京或南京的皇權統治定位所致。這里的“西”的意味則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換，西是外在而被動的，與西安故城上千年自覺的“西”的使命和責任相比，已是五味雜陳一言難盡，那個以西自居、以西撐中的燦爛光芒萬丈的西，那個自西沿黃河東上一路建構中國的自覺的主體的“西”，則不見了蹤影。

　　在這個近世西安和古代長安的捆綁婚姻中，一代代的人們來到這里。撫周原青銅器銹色深邃，登唐雁塔夢回西天云彩，此行吾等叩問漢長安城夯土黃泥，看龍首原上未央宮闕虞美人花海漫過先民先祖大人的唇際。游人泱泱呼呼，成群結隊，蜂擁而至，游覽之外情懷姍姍來遲。夜半我忽然對此醒悟，夢回大唐長安，繼而又尋覓漢長安城，這些連綿不斷的奔波，其實質就是一種“去”西安，去掉這膚淺輕薄的外來命名的西。人說西安城一城綠樹半城神仙，那么可以設想，舊都里的很多這樣的“神仙”實際上就是從未活在西安而活在了長安、咸陽，活在了宗周的自西而來東征中原的群體里。“去”西安，不是到達西安，而是去除沒有深度的近世表述；“去”西安，是要親長安，是要透過西安表象去親近它內心深處的古老中國情懷。長安情懷是中國情懷。

　　近年西安經濟繁榮，老城區改造的同時，城區一再擴張，原來屬郊縣的漢長安城故地被納入西安市區成為其未央區。未央區將漢長安城的歷史及其宮城遺址文化的宣傳發揚作為己任，期許深厚而有歷史情懷的生活目標。西安市政府已遷址未央區。而根據西安和咸陽的一體化戰略的提出，人們將尋求由宗周豐鎬、秦咸陽與漢長安及唐長安構成的錯綜雜合的一體化城市時空的可能性，期待一個“再”西安的時代的啟幕，以及“大西安”的成功。“去”西安的結果是在這種西安大城區一體化的過程中，統一城市歷史時空的新西安將正式崛起，由“再”西安而成為中國之西的新的一極。那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西安，從未有過的新生的西安，即激活了傳統的、中國的、本質的西安，其“西”的話語，也開始有了充分的自居與自豪感，去掉了外在命名的虛幻。這當然是人們努力為之工作的一個從“去”西安中涅槃的夢想。

　　90多年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提出“層累的中國歷史”觀，認為中國古代歷史被層累地一代代地造成，因此應一步步地揭掀這層層累累，呈現真實的中國史。在漢長安的街道上，想想從長安到西安不也是一個層累的過程嗎？這土地這城墟已層累得太厚，我想也許不用剝落揭穿這層累，而應弄清這層累，然后層累地建構這層層累累，讓人們在聯系中看清這結構化的層累，也就看到了真實的中國史，中國史也會因此而得以重明。人們看清一個層累的整體，再超越這個層累，進而看清它們歷史上至今無怨無悔的“西”的情懷。

　　“去”西安，去除以東視西的浮表，拒絕中國時空中被動之西的強加，更要力圖改變開發西部式的現實性的慣性與惰性。我們來到了長安，站立在了那個稱號為漢的長天之下長風之翼馳騁胸懷，風中似乎傳來了漢樂府的琴音。這是夢想和現實的會意神領時刻，古與今，西與東，笑傲一步之遙。

　　（作者為吉林省作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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