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5-1968）

　　原名繼智，號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著名哲學家。幼時在家隨兄讀書，14歲從軍，1905年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在校期間，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首義后參加光復黃州，后赴武昌，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參謀。1917年赴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后，決意專心從哲學研究。先后在武昌文華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全國解放后，"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后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全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學之杰出人物”。

　　熊十力，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原名繼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號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黃岡縣，其父是一位鄉村塾師。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時曾為鄰人牧牛，間或隨父到鄉塾聽講。13歲時，父母相繼辭世，其長兄將他送到父親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執教的鄉村學校讀書，但終因難耐館束而在半年之后離開，此后全靠勤奮自學。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游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于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學方向。

　　辛亥革命時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一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啟蒙”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命之志”，決心為反清而奔走呼號。

　　1902年，熊氏為策動軍隊而投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當兵，白天操練，夜間讀書，并向報館投稿，倡導革新現實，救亡圖存。此間，他逐漸認識了宋教仁、呂大森、劉靜庵、張難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創建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秘密宣講革命思想，倡導反帝反清，救國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會，并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方志士，為發動起義作準備，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緝，他只好潛歸鄉里教書。1911年，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并任湖北督軍府參謀。辛亥革命失敗后，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由于軍閥政客的排擠，孫中山后來被迫離開軍政府，護法運動亦宣告失敗，這給熊十力以很大打擊。他目睹“黨人竟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于軍閥官僚之貪淫侈糜。卑屈茍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于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專力于學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學術興盛，“于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隨俗浮沉無真志，誓絕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后，熊十力遂決然脫離政界，專心于“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獲，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家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并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并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志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后痛言：“滅棄圣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系統破斥，指責他“于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并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并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并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于道生、玄類、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熊十力在為學之余，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胡適之、張東蘇、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勵、馮友蘭、金岳霖、朱光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里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余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余嘗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產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回憶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則面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后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今亦絕無！

　　抗日戰爭爆發后，熊十力并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于馬一李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后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并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浮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注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絕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學說，并寫成《讀經示要》等關于儒學的著作。他對胡適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作較徹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志著熊十力哲學思想體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學者的話，那么，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家”學者。此書與稍后出版的《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龍鄉黃民庸家。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臺。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并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

　　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并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變后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歷史從此將一去不復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后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后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致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氣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卷，并將上下卷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余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注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家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后共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數起的中國當代社會中，和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頭書齋。他的著作被當作“反動復古主義”而遭到批評，先前的老友和學生也多數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發發自危。在左傾之風愈刮愈緊的日子里，熊十力愈來愈感到孤獨和迷茫。他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熱烈激昂了，他常獨自一人端坐桌邊，面前放上一疊白紙，手中握枝禿筆，神情專注，似有萬千心事訴諸筆端，卻又無從下筆，良久呆坐。唯與古圣先賢如孔子、王陽明、王船山等心儀神交，稍可慰藉。他對“左”的一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齋千載是同參。”足可表達其晚年心境之凄諒！

　　左傾之風愈演愈烈，批斗運動亦步步升級，隨之而來的就是那場曠古絕后的人間浩劫。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時，傷感至極，他痛徹地感到：不但他的書無法再寫下去，更悲慘的是，連同他所承繼的國學亦將瀕于絕滅，國家民族將陷入苦難的深淵。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顛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萬物蕭殺。處此艱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無法承受而漸至錯亂。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扎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里，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沒有人來理會他，也沒有人對他口中所念有絲毫的驚異。于是，這位曠世奇哲和千千萬萬的文化人一樣，被殘酷地淹沒在一個殘忍地踐踏文化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濁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醫院病逝，享年8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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