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復雜的環境下,菅直人卻做成了幾件事:黨的資金透明化,黨的干事長難以攬權越權,減少核電的依賴,推行與在野黨分權的政策。在備受壓力的最后七十幾天里,他明確以“辭職三條件”為籌碼,在“扭曲國會”的復雜條件下,成功通過了《公債發行特例法案》、《特別國債發行法案》和《再生能源法案》。這些法案的通過,在災后增稅問題還沒有達成廣泛共識之前,為災后重建鋪平了道路。《再生能源法案》則使日本能進一步減少對危險的核電的依賴。日本民調表示,大多數民眾希望繼任者能繼續推行菅直人的政策。
菅直人提出的“三條件”一旦滿足,他就如約宣布辭官,他在這樣時機上“撂擔子”,更多彰顯了政治誠信,是一種負責任的盡職。以其“遲遲不辭職”而斥其“戀棧”,現在看來是多么蒼白無力。
穆迪數日前再次下調了日本主權信用評級,“降級”決定的理由之一就是日本政局不穩,難以形成一貫政策。但穆迪還是對日本的信用評級前景上持有“穩定”展望,這一正一負的表達,正是預感到菅直人推動的公債法的成功通過。正是日本這樣一種內在的韌性,使日本雖經磨難,卻沒有最終演變為國家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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