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性奴案，讓人驚嘆現代社會竟然還暗藏著如此深刻的人性之殤，其所挑釁的社會底線遠遠突破公眾的容忍范圍，作惡者的公職身份更是成為公共輿論聚光的焦點。河南省洛陽市公安局透露，嫌犯李浩在洛陽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稽查大隊，屬事業編制，非公務員。

　　當公務員的身份成為標簽，去身份化就成為部門切割的重要手段，以避免陷入輿論困境。在目前的行政體制下，一些事業編制雖然沒有公務員之名，卻有公務員之實，尤其是稽查大隊，仍依照公務員法管理，人員的工資待遇、管理模式與公務員幾乎相同。雖然嫌犯并不具備公務員身份，但依然不妨礙輿論對這些吃財政飯的公職人員管理進行質疑。

　　對一個如此挑戰正義與倫理底線的案件，當然可以作不同層面的反思，比如嫌犯自身性格的分裂與暴戾，執法機關的疏忽等。李浩囚禁6名女子長達近兩年，其間也曾露出破綻，卻未引起警惕。洛陽市公安局長向全市公開道歉，4名警員被停止執行職務，就和這有關系。在一系列反思當中，有個極易被忽略的環節，就是單位是否存在疏于職員管控的問題。

　　無論是行政機關還是事業單位，在經歷過計劃經濟解體之后，傳統意義上無所不管的“單位”出現功能弱化，直接表現在職工乃至公務員對單位的依賴減少了，單位對職員的管控放松了。這原本是公民社會發展的良性表現，但處在某種秩序失范的轉型時期，原有單位的管理由于沒有相應的替代，使得一些秩序的“邊緣者”監管出現真空。

　　即便是一些公權力部門，在內部職員管理上也抱著“別人的私事少管”的態度，放松了對本部門人員最基本的思想和行為觀察。現實生活中，不少外表看似斯文的人，最后犯下令人震驚的罪行，其實不同程度都與這種真空有關。

　　不光是單位管理出現了失效，整個社會都因為陌生人的環境而呈現出管理虛空趨勢。生活在同一個小區內，鄰居間老死不相往來，對別人的事不管不問的陌生人思維，讓社會基本的秩序管理出現“黑洞”。本案中，嫌疑人耗時一年在鬧市居民區開挖地窖，并囚禁他人長達近兩年時間，周圍的市民一直毫無覺察，固然嫌疑人作案手段高明，但也從另一側面說明社會管理所面臨的挑戰。

　　不可思議的案件背后，總有一系列的生成土壤。性奴案的發生，應該對我國當下的社會管理創新，有著別樣的啟示。 （傅達林）